以媒体人邓飞为代表的公众所发起的“免费午餐”到国务院的160亿元营养补助计划，被认为是民间行动与政府政策形成良性互动的体现，引发了常年致力于改善农村儿童教育现状的众多公益人士的思考。

常年致力于输送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教的NGO组织“为中国而教”总干事王琰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科学新闻》：目前“免费午餐”行动被称为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引发了社会公众的热议。您如何评价这一举动？

王琰：我认为它现在做得很好，它让我们看到这么多钱都是实实在在地让孩子吃到了嘴里。而“免费午餐”之所以获得大家的认可，也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每一笔钱都花在哪里。但是，我不太赞同“免费午餐”现在的运行模式，也就是工作人员的付出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在“免费午餐”开展的初期可以这样做，但这不是可持续的方式。不可能永远让学校的校长、老师和志愿者无偿服务，这会使以后政府或其他机构开展类似工作时，一旦在人工成本投入，公众就会不理解。但实际上慈善项目想要做到可持续发展，这一点又是必须的。

《科学新闻》：为什么现在公众普遍都关注贫困地区儿童的教育和生活问题，比如午餐、校车安全等等。

王琰：因为它突出地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为什么10年前、20年前没有类似的问题？这个需求是谁制造出来的？地方政府不断地撤并校，把村里的小学撤了并到乡里，乡里的中学撤了并到镇上去。其实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大规模地撤并校造成了这些需求。

过去孩子在村里上学，回家吃午饭，走路上下学。他不需要“免费午餐”也不需要校车。所以这个源头就是撤并校问题。教育部也曾三令五申地发文，要求各地在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时要“因地制宜”，但事实是许多地方在撤并校时并没有做到国家政策要求的“小学就近入学”。

上世纪70年代，在国家财力十分薄弱的艰苦条件下都可以让孩子们在村小上学。而如今改革开放都30多年了，农村的孩子却不能在家门口上学了。虽然有优化教育资源等种种理由支持撤并校行为，但是在我看来，种种理由都不是理由，因为首先要考虑的是儿童的权益。儿童有权利享受义务教育，同时儿童有权利和他的家人一起生活，这是起码的人权。现在却变成了农村儿童必须在这两个他天然就享有的权利中二选一。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公平。中国政府应该从儿童权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存在“免费午餐”和校车安全的问题。

《科学新闻》：那你的建议是什么？

王琰：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找最根本的原因。了解一下就会发现，有很多师专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是不缺老师吗？给出的回答是编制问题。那我就想说，编制是人制定的，如果制度不合理，为什么人不能改？国家应该把村小建好，配齐老师，建立教师培训体制，我想一定会有人很愿意去做的。现在很多人说农村教育水平差，倒不如整合教育资源。我觉得水平差可以培训、可以去提升。把水平差的老师整合到一个学校，他们也不会变成优秀老师。

农村生源减少，可以考虑复式教学。而且并不能说复式教学就是落后的，美国至今也还有复式教学。有相关研究显示，复式教学同样有它有利的一面。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可以相互学习，并培养互助精神。政府把学校建立起来，再为教师提供复式教学方面的培训，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复式教学就是落后的、村小的教学水平就是没有保证的。要提高村小的教学水平有很多方法，绝对不是只有撤校这一种方法，我也不相信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科学新闻》：你走过很多农村地区，看到了农村儿童生活的生存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王琰：我们有很多志愿者在农村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任教，有的学校里一星期都见不到一次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是说不能撤并校，而是如果撤并校应该解决好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寄宿制学校必须要配有生活老师，必须有食堂，必须有基本的卫浴设施，而现在的许多农村寄宿制学校根本就是一穷二白，等于将所有的困难都扔给了孩子和家长。我去过很多寄宿制学校，大约10平方米的屋子里，五六张1米宽的小床并排摆在一起，上下两层，平均每个床上躺着2个孩子。为了怕孩子晚上跑出去玩，宿舍窗户和门全部都用铁栏杆封住。看到这一幕我吓坏了，万一着火了怎么办？而校长的回答是：我没办法，你说我能怎么办？ 

而就在前几天，我刚刚去了北京的一所超豪华学校，说实话，看过之后我心里很难受。在一间教室里，有一个很大的、布置得很漂亮的环形桌子，学生们对着电脑在制作汽车模型。老师告诉我，学生做模型用的油泥棒，一根就要100多元钱，而且要求在规定的温度下保存。另一间教室里学生们在做手工设计，教室内整整齐齐地摆着好几排电动缝纫机。这位校长很有教育理念，学校也办得很出色，这不能否认。但是，这是一所公办学校。政府的盘子里一共就这么多钱，拿出一大笔钱给这样的学校，让这所学校超标，就意味着有的学校未达标，事实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大致相等的、均衡的条件，而不是这边教师是北大的博士，另边是初中学历的代课教师。

《科学新闻》：对于中央这160亿元拨款，如何才能落到实处？

王琰：有很多时候，不是有良好的愿望和出发点就一定能够做成好事。而我们NGO在做事的时候，也看到了地方政府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有不透明的地方。普通公众对于这160亿资金是否能够全部落实到农村孩子身上有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基于过去经验的一种判断。我很支持政府拿出大笔经费投放到孩子吃饭问题上，但希望在掏钱之前，政府先想好这笔钱怎么花、花在哪里，如何规范这笔资金的用途。对于财政拨款的每一步都必须予以监督，并给公众以反馈。财政拨款，也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每个公民都有权利知道这笔钱花在哪里。

做饭要用人、要有炊具、要有地方，雇用炊事员又要不要钱？要多少钱？雇用谁？老师吃饭的费用算不算？这都是问题，这160亿元包括这些吗？如果这笔钱我们不规划好，那么很多学校可能先盖食堂去了。我不是说不能盖食堂，因为有些学校是真的没有食堂。而是我们应该事先就讨论好，到底这笔钱是否包括修建食堂的费用。这是对大家的一个交代。看看四川地震灾区修建的校舍。孩子们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校舍，不是豪华甚至超豪华的校舍。所以，这笔钱如何花应该是要有标准的。所以对于这160亿的投入取得的成效，我觉得并不乐观。

《科学新闻》：对于存在的种种问题，有没有监督的好办法？

王琰：首先应该先调研。比如一个贫困县有多少学校需要“免费午餐”，有多少学校没有食堂，有多少学校需要雇用人员。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有统一的标准并出示相关数据。我们不怕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因为有些地方的确是需要经费的。但是要认真地做好调研，然后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些需要投入的。也可以先做试点，看看有多少百分比的资金要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雇用上。

其次，每一级的财政拨款必须向公众公开。比如，中央一级拨款多少，给一个省多少，该省向下一级转移多少，到了县一级是否有专户管理，拨到哪一所学校多少，这些钱用于什么地方，都必须定期公开。

第三，应该设立有社区代表、家长和学校老师共同参与的监督机构，履行监督职能。

《科学新闻》：当前政府对于扶贫资金的评估主要偏向于投入层面，那么有没有机制能够对资金落实后的效果进行评估的？比如资金投放后，孩子的学习成绩、身体状况数据等等。

王琰：我觉得科学决策很重要，这包括前期的调研，过程中的评价、审核和监督，以及后期的报告和评估，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张林秀等研究团队的调查研究做得非常好。他们不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同时调研和试点对比的工作都非常有价值。我们说要拨款改善孩子的营养状况，那么改善哪些方面的营养问题，不同地区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所以调研是最基本的。

当前我们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好像存在一个趋向，就是当一个问题成为舆论焦点的时候，政府仿佛是为了表明态度而马上拍板。如果不调研就拍板，这笔资金可能会造成社会更大的不满。有些事情，不怕慢，就怕乱。如果这笔钱政府本身没有把握做到让公众满意，那么可以招标，而自己成为一个监督者，让其他公益机构、民间团体甚至企业来做。政府负责公开透明的审核，并要求对方提供预算，按照预算进行拨款。社会各界代表和民主党派、地方政府可以共同组成监督委员会。政府应该从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出资人、还是执行者的多重身份中解脱出来。■

本刊见习记者 唐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