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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传播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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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问题需要基于科学的传播方式
从推动环境信息的公开化到调动民众积极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行动中，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已经成了一支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力量。虽然NGO并没有从形式上控制媒体，但是很多有影响的组织已经对影响媒体声音、扩大自己的观点驾轻就熟，不能不说，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毫无疑问，这与NGO的传播力有很大关系。
但是，产生了很强的传播效果并不等于其传播手段就无可挑剔。经常付诸科学来强化传播效果，并不等于传播的内容就一定科学。
客观来讲，成功的NGO对舆论的强大影响力与很多社会性和体制性因素密不可分，比如，我们仍然相对缺乏来自政府和官方机构的公开透明和及时的信息；又比如，很多民众对来自官方的信息缺乏信任；再比如，整个社会普遍缺乏对规范的科学程序的认识，这导致了那些往往在实质上并不科学的信息，却能因为其强大的情感感召力和貌似科学的外表而登堂入室，给公众造成这是科学的结论的错觉。
以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水污染地图为例，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它依据的数据都是依据各地环保系统进行的一些检测结果，但是原来这些内容，或者掩藏于艰涩的术语中，或者埋藏于常规的工作报告里面，很难让一般的民众轻易了解，而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数字，往往都是综合的全国或者全省污染达标百分比和控制排放措施，这些百分比让普通公众很难与自己生活的周边环境联系起来，自然也就提不起足够的兴趣来关注。
而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的中国河流污染信息调查，却因为其对具体地点的指名道姓，而把污染的触目惊心与我们眼前的环境直接联系起来，不由得我们不投入巨大的注意力。这样的工作当然非常有意义。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当那些通过激发民众关切而产生巨大影响的传播活动与并不切合实际的信息、或者被夸大的信息、或者有单方面导向性的信息联系在一起时，这样的传播就并不总能取得好的效果。
转基因的问题即是其中一例。
转基因作物经过20多年食用历史、30多年种植历史、以及长得多的科研历史，没有证据表明常用转基因品种（特别是应用最多的Bt转基因技术）对于人体健康会造成危害，这已经成为了包括作物研究在内的生命科学界的共识；但是一些极端反对转基因的组织，通过强大的媒体影响能力，仍然炮制了很多转基因作物威胁健康的说辞，在公众中其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正确的科学的声音。
近处观察这些反对转基因的传播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类传播手段在很大程度上盗用了“科学”的外观，但是并没有符合科学。
例如，经常可以看到声称转基因有害健康的语言表述是，“研究表明”“科学家们认为”，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被科学界广泛接受的“研究”与“科学家”。
那么，什么是真正科学的传播方式呢？
首先，科学是基于现有证据的逻辑表述。科学家们最常用的语言是“没有证据表明有害”，这话并不能理解为“证据之外就是有害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每天吃的常规非转基因品种，在科学的表述中也是“没有证据表明其有害”。就转基因作物而言，在几十年的研究中，全世界已经有数以千计的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表明其有害健康”，在这个方面，这已经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至少就那些研究较多的常见转基因品种而言）。
但是反对转基因的逻辑还经常这样表述：“今天无害就能证明明天无害吗？”“这一代（事实上已经至少有两代人食用历史）无害就能证明几十代以后无害吗？”
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无可反驳，但是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任何东西，包括我们日常吃的米饭馒头，我们都可以说，今天无害就能表明几十代以后无害吗？
基于科学的传播的第二个原则，是并非某个科学家的声明就可以代表科学界的认可，要获得科学界的认可，至少必须通过同行评议的重要科学期刊的发表，而对于重大的声明，一两篇论文并不够，必须要有更多坚实的证据。
反观那些反对转基因的声明，我们就会看到，数量众多的证明其无害健康的科学文献被反对的声音置之不顾，而任何一种新出现的、符合反对转基因的利益诉求的说法，立刻会被放大。
基于科学的传播，还需要充分考虑其语境。事实上，尽管普遍的结论认为转基因作物无害健康，但是却有一些研究表明其可能对生态造成影响，包括抗虫转基因作物种植导致的目标害虫发展出对该种转基因的抗性，应该说，这个问题科学界从应用转基因一开始就加以考虑并在进行持续研究。大多数科学家对此仍然报有乐观的态度。但是，如果一项研究说，观察到某种目标昆虫对转基因Bt抗虫棉发展出抗性，所以必须要充分考虑预防措施，这并不表明从事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就反对转基因了。
基于科学的传播的第四个原则，是对待所有证据都要一致。几年前，中国医科院一项研究指出，用转基因大米喂食小鼠，三代未见任何异常。这一研究立刻遭到了某反对转基因组织的抵制，认为三代小鼠不能说明问题。但是在去年岁末，同样有一项奥地利的研究指出，用转基因食品喂食小鼠，三代后观察到小鼠的健康状况受损。这一研究立刻被该反对转基因组织在全球放大，其影响力也大大超过了前一项。这难道是因为奥地利研究就一定比中国的研究更加可靠？
基于科学的传播，还必须要确保一项研究在获得科学界认可前，不能随意给出结论、并通过媒体来影响大众，特别是在那些有争议的领域。毫无疑问，一个报告如果声称得到了科学界的支持，它一定会比没有得到科学界支持能获得人们更多的信服；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科学界必须真正支持，也就是论文至少要首先发表在让人信服的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上。
然而，最近某个反对转基因的组织向媒体广泛发布了一份述评文章（Review，综合各种已经发表的证据得出综述性结论的文章），认为转基因作物无助于人类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可惜的是，这份以科学形式出现的述评（罗列了几十个注释）却在没有发表前被广泛发布给媒体。要知道，很可能这项“研究”会被学术期刊拒稿！
当然，这里只是列举了若干基于科学的传播要素，并不是说，所有传播都要声称自己是科学的，也没必要强求NGO的大众传播工作一定要将自己打扮成科学的信使。例如，如果援引宗教的理由、或者援引习俗的理由反对转基因和干细胞研究，在宗教或者习俗的范畴内，确实可能有一些自圆其说的说法，一些情感的理由也是科学不能也没有必要反对的。
但是，判断一种产品是否安全、判断一个项目是否污染、或者判断一个垃圾焚烧厂是否有潜在致癌效应，这些都是且只能是科学领域的问题。自然，科学的问题需要基于科学的传播方式，这一要求对于不论是NGO还是政府组织都是一样的。
贾鹤鹏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85876-2769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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