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的早上，坐在办公室电脑前准备“非学术”报告的PPT，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一）

大约十天前，校内有一个院系联系我，问我能不能给他们的导师沙龙做一个讲座。还说五一节之前就发邮件通知我了。但我说好像没有收到邮件。

他们发来截屏。哦，邮件的标题起得比较正式——“什么什么会议”，邮件标题那一行的署名是英文单词缩写，所以当时我以为是国内外“骗钱”的会议通知，就没有看。

后来，接到再次邀请的电话，我推辞了一下。原因是最近很忙，不是特别愿意花时间准备。

我以前有很多次做这方面“非学术”报告的经历。每次收到邀请，准备新的报告，都需要花一些时间。少则两三天，多则一个多星期。

还有的时候，没有收到邀请，我也会“未雨绸缪”地做好准备。

比如，2020年，我们学校在向各个院系征集“三全育人”案例。我不但提供了案例文本，还花了较多时间，准备PPT，设想自己能够上台交流。

但后来，没有人通知我去交流，大会也结束了，我写的案例也没有入选案例集。

我有些失望。但是，准备的PPT和文字材料是有用的。在以后的岁月，我把当初的资料修改扩充，到别的地方去讲，我写的案例也获得了一些市级的奖励，并在刊物发表。

2023年，获悉我们学校会举办网络文化作品颁奖典礼，我同样未经邀请，准备了交流PPT。虽然最后没人请我上台交流，但是我借助整理PPT，梳理了自己的思路，这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很多别的“机会”真的是无暇顾及。我平时工作很忙。所以，无论是外地高校还是上海高校请我去作报告，我要考虑一下时间，尽可能不要给自己增添太多负担。假设去外地高校作报告，一来一回来花一天半时间。这也意味着自己别的工作得再往后拖延一天半。

（二）

而且，作“非学术”报告不见得总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愉快。在疫情期间，曾有一个大学的院系邀请我作线上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大学教师的职业发展。

我花了一些时间准备，在线上也讲得很嗨。但是，在讲的过程中一低头看手机，看到主持人发来的微信以及打来的未接听电话，内容是让我多点“正能量”。

我当时觉得很郁闷——我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都发过文章，十多篇文章被人民网、光明网、求是网、学习强国转载。

后来，我不大喜欢去外面作报告了。原因有很多，怕花时间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觉得不是特别自由。我是要说主持人想听的话，还是说我想说的话？

如果我把我想说的话整理成文章，向诸如《文汇报》《南方周末》之类的报刊投稿，中就中，不中就不中，我不会调整我思考问题、表达思想的角度。

接受记者的采访也是这样。我把我想说的话告诉记者，他记录也好，录音也罢，最终他会呈现部分观点。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只要他不乱写，都可以；最终呈现哪些内容，全部交由记者决定。

然而，在作“非学术”报告方面，不同听众的想法都不同。如果报告者因为“讲课费”而片面迎合听众，这有违一个教授的尊严。而如果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风格，那么可能有的人会有想法，除非对方大学的领导说“这个报告很好”。但你认为，我会需要对方大学领导的肯定吗？

（三）

我已经48岁了。在这个年纪，很多事情看清楚了，也不是特别在乎那些“常规出牌”了。

举个例子：经常有人把各种宣传文稿发给我，问我能不能发《文汇报》或者别的报刊。我也了解到，有很多在高校从事行政管理的人，思维方式就是希望自己条线的工作，能够被主流的报刊“正面报道”。当然，也有的人非常害怕媒体报道，不愿意去积极面对。这些都是缺乏媒体素养的表现。

我也有我的烦恼。比如，前几天我在家里对妻子说：“我有30多篇报刊报道（指的是报刊采访我，无论是采纳部分观点，还是专访），别人知道这个的价值吗？”

“你不需要别人的承认。懂的人自然懂。”我的妻子说。

是啊。想做什么事情，认准什么事情，就要努力地去做。把很多东西积累起来，“连成一条线”，那是非常好的。

人活在世界上，要活出自己的风采，认真地活一次。而不要畏首畏尾、亦步亦趋地按照常理出牌。

人不要太冒进。但是也可以既像老黄牛那样埋头苦干，又有大开大合的气场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