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们物理哲学系来了个捷克老头，他唠唠叨叨的讲述生命的轻重问题。他这样说：

一次性就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了。无论它是否恐惧，是否美丽，是否崇高，这种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就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怕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纪的这两个非洲部落之间的战争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演，那一切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如果法国大革命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对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红的年代只不过是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这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与那个永劫回归的罗伯斯庇尔绝不相同，后者还会砍下法兰西万颗头颅。

于是，让我们承认吧，不能永劫回归这个事实，隐含着一种视角，那就是事物瞬时性所带来的一种缓解环境，这种缓解环境能使我们难于对一切作出定论。我们怎么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们的太阳沉落了，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辩释一切，包括断头台。

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