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学者的人间情怀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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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至美术馆附近的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购书若干。其中包括陈平原先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三联版）。手指拂过书页，不由得想起1995年买到刚出版的《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版）时，心情激动难平，忍不住连夜读完，后来还反复读了几遍，书页上满是红笔勾勾划划的痕迹。
十二年后再读，心境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了当年的激动，却多了几分历尽沧桑后的会心和感慨。在陈平原先生的观点中，我比较感兴趣的有这么几点：
为学术而学术
这句话是针对“为政治而学术”提出的。
此事古已有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用现代的眼光看，古代学者做学术的目的不“纯”。学术是从政的捷径，学术是干政的工具。战国时期便有苏秦、张仪的“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那是何等威风！那时候，高明的学者凭一张嘴皮子便能取得荣华富贵。
后来做官的途径也比较制度化了。年青人要想做大官，汉代要通过“察举制”，简单地说就是地方推荐，中央考察。汉魏改为“九品中正制”，九品就是把察举的对象分为九等，中正就是推举当朝大官中官声比较好的做评委，也叫“九品官人法”。隋唐不搞推荐考察了，改为科举考试，科目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50多个。考试通过的，可以直接授予官职。宋元明清科举考试制度一代比一代严密（或曰僵化）。总之一句话，学术有这么多门类，非专门的知识分子不能胜任，要想升官发财，先作知识分子。所以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现实政治是分不开的。
明末清初之迹，顾亭林提倡学术要“经世致用”。清末康有为是“借经术文饰其政论”。顾和康都是一等一的大学者，但在救亡图存的年代，他们从事学术都有一定的特殊目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和平年代，如果再把学术与政治挂钩就不行了，弄得鸡飞狗跳，学问没做好，心眼儿没少使。
做学者，首先要“为学术而学术”，先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搞好了，才有资格谈其它的。
保持“人间情怀”
做专业学问、从事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之外，学者最好还要有点“人间情怀”。
我觉得，“学者的人间情怀”比“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更亲切、生动、更中国化、更有人情味。“公共知识分子”是西方的概念，科学网上几位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博主，引了萨义德的说法、保罗·约翰逊的概念，路数是对的，但你若不花点篇幅来解释，一般人还真弄不明白“公共知识分子”是什么。
保持“人间情怀”，绝不是让你干政，也不是让你对一切社会问题高谈阔论，满口大话，去代表“社会的正义与良心”，而是在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之外，保持与“人间”的联系。
陈平原说：“对于知识分子，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既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学者之关心政治，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
在陈平原看来，“自然科学家和意识形态色彩不太明显的学科的专家，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比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都是既述学又议政，两者各自独立互不相扰。”
“我不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而是‘人间情怀’，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作为专门学者，对现实政治斗争采取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态度。并非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说白了，不是去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
不要在学问与人生之间划等号
学术研究只是一种职业，除了做学术研究之外，人生还有许多色彩斑斓、令人心动的事。
陈平原说得好：“不再在学问与人生之间画等号，而只把做学问作为一种职业工作，这样可以解决很多人内心深处学问与人生的矛盾。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不只体现在这些学术论文中；追求的是成为有学问有情趣的‘人’，而不是只会做学问的‘机器’。这样一来，学问以外的兴趣，不只是一种调节精神的休息，而且是人生中同样很有意义的部分。”
在他看来，很多人学术研究做得本来不错，后来兴趣转移了，改行从政和经商，这完全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更谈不上“堕落”等等，只是换了一个职业而已。最不想看到的是，很多人本来不适合专业学术工作，却碍于面子在那里苦撑。
才情与学者
陈平原说：“在大的政治变动或文化转型期必然出现知识分子的大分化”，并引用鲁迅的话“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他认为“这三条路都能走，很难区分高低，只不过各人性格、才情、机遇不同，选择的路向不一样而已。”
“为学术而学术”与“保持人间情怀”，都离不开“才情”。钱穆等老一辈学者教育学生时都曾讲过，要选择与自己性情所近的学问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仅根据地位高低、薪金多寡、热门与否来选择职业，最后必然会出现职业与人生意义的矛盾，能不能做得很成功也是个问号。
作为学者，才情不同，保持人间情怀也有不同的形式。有的选择公开说话，有的选择默默关怀，有的嬉笑怒骂，有的庄重严肃。从这个角度讲，易中天讲三国、余丹讲论语、李零谈孙子兵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都是对“人间关怀”的不同版本而已。
补记：人文社会科学界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两次讨论
前一阵子在科学网上看到几位博主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非常热闹。由于此话题“闯入”我熟悉的领域，几次都感到技痒，想写点什么东西，谁知一忙就把这件事搁下了。从科学网来看，科学界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姗姗来迟。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这股热浪早已过去了。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人文社会科学界（有人叫知识界）发生过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几百名学者参与过这次民间发起的大讨论，阵势和影响颇为壮观。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后来还出了好几本书。讨论被扩大化了，其中就有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
２００４年底，《南方人物周刊》专期推出“影响中国的５０位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当年最热的话题之一，事情后来闹大了，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解放日报》上还有社论批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提法。南方人物版５０位公共知识分子中，只有１位来自科学界：邹承鲁。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致敬名单
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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