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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风：渊源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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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风：怎么来的? 内涵何在?
行胜于言
——清华校风渊源与内涵探析
蓝劲松
在这个园子里生活10余年了，见到一些人，看到一些事，有明白的，有看不懂的，于是就瞎琢磨。本文就是其中之一。
——题记
（题图系网络搜索所得，非自拍照）
“行胜于言”是撰刻在清华校园中心日晷上的一句铭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确定为清华校风。然而，无论清华校方，还是有关清华校史与风物的多种重要文献和书籍，均未对这一铭文的来源与内涵进行说明。这也难怪，当年主持完成日晷这一献礼“工程”的庚申级[1]校友华凤翔在其 “忆庚申级毕业献礼” 这一重要文献中也没有就此进行说明。如此一来人们不免疑惑有加，且对其理解也各行其是。众所周知，清华大学历史上著名风物的名称大多经过反复斟酌而确定，并成为彰显清华校园文化——尤其是大学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行胜于言”这一格言显然也由来有自，并有其特定内涵。那么这一格言究竟典出何处？内涵为何？显然，除了检索校友回忆资料，直接查阅中外古典文献也是考察其来源的途径之一，而该铭文的内涵也只有根据其来源再进行阐述才更为准确。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复述这一铭文“形成”背景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角度探讨该铭文的思想渊源处，并就其基本内涵略陈管见。
一、形成背景
为了深入了解“行胜于言”这一铭文的真正来源和深刻内涵，这里不妨依据主持完成日晷这一献礼“工程”的庚申级毕业校友华凤翔的回忆，简要复述一下与“行胜于言”一语有关的历史背景。在“忆庚申级毕业献礼” 这一重要文献中，华凤翔有如下记载：[2]
1920年春，庚申级即将毕业。同学们集会，商讨大家分手前应做些什么。会上决定成立若干小组，其中之一就是做一纪念品向母校献礼。（经）反复磋商，大家选定了日晷方案。同学们集资，造一座日晷仪，摆在高等科草坪上，供同学们上下课守时的参考，同时亦含有惜阴，即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意思。……我居天津，距校近，同学逐责成我主其事。
……日晷盘由美国教员海晏士（Heinz）依照北京经纬度绘制。委托北京著名景泰蓝厂老天利用银胎珐琅烧成。晷座用汉白玉请精工在校内开雕。文刻四面，二中二洋。正面中文“庚申级立”。背面英文Class of 1920。一侧中文“行胜于言”，另侧拉丁文Facta Non Verba。中文请本级同学邹宗彦之兄邹宗善书（宗善，南开大（学）学生，曾与敬爱的周总理同班同学）。外文是我的拙笔。暑假中往来于津京，终于视其阙成，由学校放在高等科右侧草坪上。……
以上就是“行胜于言”这一铭文的形成背景。虽然从中无从了解该铭文的思想渊源和真正内涵，但至少可以看出，清华校园中心的日晷确实是中外人士精诚合作的产物。“形成背景”表明，参与其事的美国友人只负责其中日晷盘的设计，而是否参与晷座及其上文字的设计或构思则没有明说（也没有明说是由庚申级毕业生单独选定的）。换言之，“行胜于言”这一铭文既可能来自国外人士的选择，也可能来自清华毕业学子的思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行胜于言”这一铭文至少得到清华庚申级毕业同学的认可，否则就不可能作为该级同学的毕业献礼献给母校。那么，“行胜于言”这一铭文究竟从何而来？又要表达何种意义呢？
二、渊源与内涵
在笔者看来，既然日晷由中国人“主其事”，那么“行胜于言”的渊源与内涵应该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视角进行“检索”和探讨，这样才更为可靠和准确。以下的论述将表明，“行胜于言”一语出自圣人孔子，并存在丰富的思想含义。
在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易经》中，有关言与行（说和做）的重要性即已有所阐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卦之用。《传》包括解释卦辞、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作。这里不妨把《易经》一书中直接论及言行的语句先行列举如下：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易经·下经》
这句话是说：“风自火出，有家人这一卦的象征，君子体察此象，则言语有一定的内容，行为有一定的法则。”这里论及了一定卦象对言行的意义，但没有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子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易经·系辞上传》
这句话是说：“处事应物应当拟测揆度之后，才可发为言论；议论探讨周详之后，方可有所动作。言行能如此拟测揆度、议论探讨，斯能成就变化如神的事业。孔子说：‘……言语是从本身发出，而能影响于百姓；行为是从近处着手，而显现于远处。言行是君子的关键要枢，关键的发起，是荣辱的主宰。言行正是君子感动天地之由，可以不谨慎吗？’”[3]孔子在这里强调了言行的极端重要性，但对两者并无臧否，也没有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易经·系辞下传》
在这句话中，孔子说：“君子必先安定其身，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心平气和，然后才可以说话；先以诚信待人，建立信誉，然后才可以对人有所要求。君子有了这三项基本修养，与人必能和睦相处，无所偏失……”孔子在这里仍然强调了言行的极端重要性，也没有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孔子对“君子之道”可谓孜孜以求。他不仅在申述《易经》时阐发其“君子之道”，更在日常教学中反复申明。这在《论语》一书中多有体现（“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多达90次，在在显示了孔子对“君子之道”的极端重视）。如何处理言行关系是“君子之道”的题中之义。兹把《论语》一书中孔子的相关言论列释如下：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第一》
这是出现在《论语》第一篇中的一句话。孔子说：“君子吃东西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安逸，干事情很聪敏，说话却很谨慎，接近有道德学问的人并向他学习，纠正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这里孔子强调了言行的重要性，已经蕴涵了“行胜于言”的基本思想。
接下来在《论语》第二篇“为政篇”中，“行胜于言”的思想则是非常明确的：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论语·为政第二》
这句话的意思是：子贡问什么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回答说：“君子是把想说的话先实行了，然后再说出来”，也即“先行后言”。“先行后言”并不是说行动比言语更重要，而是反对言而不行或言行不一，意在“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在《论语》随后的记载中多次显示了孔子有关“行胜于言”的思想。如：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里仁第四》
先做后说比较容易达到言行一致，先说后做则难保不出现意外。在这里，孔子告戒道：“君子要说话谨慎，行动敏捷”。换言之，就是先做后说，多做少说，不要光吹不做或光说不练。
孔子在批评学生宰予白天睡觉后的一番感慨也涉及言行之间的关系：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论语·公孙长第五》
孔子说：“从前我对一个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人啊，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在对于宰予这件事情上，我改变了看人的方法。”虽然孔子在这里谈的是观人之道，但实际上同样蕴涵着“行胜于言”的含义。
“行胜于言”的基本思想孔子从不同角度一再强调：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说大话不觉得惭愧，要他做起来就难了）。”
——《论语·宪问第十四》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对说话超过行动感到可耻）。”
——《论语·宪问第十四》
由上可见，无论孔子对《易经》的推演解说，还是《论语》本身的生动记载均表明，“行胜于言”这一铭文与孔子有关言行关系的的论说基本一致。鉴于孔子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庚申级校友把孔子有关言行关系的主要思想概括为“行胜于言”篆刻在日晷上献给母校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如果不考察“行胜于言”的来源而仅从字面上分析，那么“先行后言”、“多行少言”、“行而不言”、“重行轻言”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对[4]。但从孔子的论述看，他对言行都很重视，既不认为行动比言语重要，也不偏好行动或者言语任何一方，而是视具体情况来强调言与行或者两者并重。虽然孔子对言行及其关系的论述在不同场合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主张真抓实干，反对说空话，说大话，说而不做，言行不一。换言之，“行胜于言”的基本含义就是“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其背后则意味着一种不多费口舌，而是“做出来给你看”的实干精神和气概。
三、余论
以上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角度阐述了“行胜于言”的渊源和内涵。但还有一些观点和看法似有必要在此作出进一步说明。如上所述，言语与行动在不同场合的功用不同，有时候“行动”更为重要，有时候则“言语”更有效力，因此很难说行动或言语那个更重要。但有人认为“行胜于言”一语有所偏失，因为该格言强调行动（做或干）而轻视言语（说）。从我们的分析可见，这实际上乃是对“行胜于言”的内涵理解有异。综合孔子《易经》中的申述与《论语》对孔子言论的记载可知，孔子一方面对言行同等重视，另一方面又强调通过行动来达成言行一致——这似乎有些矛盾，但言行各自的重要性确实当视具体情况而定。即便就言语本身，孔子也说过这样的话：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第十五。意为：“君子不根据言论来提拔人，不因为人不好而废弃他的话”）。
也有人认为，“行胜于言”只是阐述了言行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更“重要”的知行关系却付之阙如。的确“行”离不开“知”，实践离不开理论（认识）的指导，因此似乎有必要加上“行成于思”一语（取自韩愈“行成于思毁于随”句）。但从我们对“行胜于言”的来源与内涵分析可知，此论也是似是而非。强调“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并不否认理论或认识的重要性，没有提及“知”并不等于忽视“知”，更不是否定“知”的重要性。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箴言“Mens et Manus（Mind and Hand）”只强调“脑与手（手脑兼顾）”或说“知（认识 ）与行（实践）” 的结合，并没有提及“言与行”之间的关系。与此相似，作为清华校风的“行胜于言”也只阐明“言与行”的关系，而没有论及“知与行”的关系，但未提及不等于否定或忽视后者。显然，无论清华还是MIT，两者都只能在某一方面申明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不可能也没必要面面俱到，包罗万象。如按照前述推理，哈佛大学校训只提及“真”，既未提及“善”，也未论及“美”，如此岂不大谬不然？
还有人认为，“行胜于言”只适合清华大学这样的“理工主导型”院校，因为工科是“化精神为物质”的学科，不仅需要想出来更需要做（干）出来。而对类似北大这样的“文理主导型”院校而言，提倡“行胜于言”则不大适宜（文科主要是出思想）。此论看似合理，实际上也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二十世纪20年代的清华虽然还没有“改大”（改为大学），但其发展模式与当时的北大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文理兼顾的“综合性大学”（工科并非学校的强势学科）。换言之，“行胜于言”铭文形成之时，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并非只注重工科的单一发展，这与解放后改造成为“工程师的摇篮”完全不同。窃以为，对于作为“国耻纪念碑”的清华而言，其学子对于十九世纪以来国家的积贫积弱，而中国传统士大夫却清谈误国肯定有多方面的体悟，同时在个人即将或已经留学国外的诸多遭际中必定有着更多刻骨铭心的爱狠情仇（想想看，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出国留学生中也深刻体会到其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何况时光倒回到军阀混战、内乱不已的20世纪20年代），因此强调“行胜于言”就是强调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再也不能走清谈误国的老路。显然这在思想上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足之处的一种批判、“纠偏”或说“弥补”。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清华校风的“行胜于言”与作为清华校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两语虽然来源略有不同，但都来自中国最重要的经典，都是对“君子之道”的具体阐述，且共同铸就了清华大学的思想灵魂与精神内核。在追求中华文化复兴的21世纪，把“行胜于言”的“发明权”归还予孔子不仅名正言顺（尽管庚申级毕业献礼时有外国人士参与其中），也是清华大学的无尚光荣。即便就校园风物而言，出自孔子的“行胜于言”与“荒岛”之上的孔子像也可谓相得益彰。
[补记：“行胜于言”的英文翻译为“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意为“行动比语言更有说服力”，也就是“事实胜于雄辩”。这是一句英文警句。由此观之，清华学堂毕业生选用西方格言的比例也完全可能。本文仅表明该警句切合孔子儒家思想及其对言行关系的深刻认识。]
主要参考文献
[1] 华凤翔：“忆庚申级毕业献礼”。参见庄丽君主编：《世纪清华》（之二），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
[2]黄延复等合著：清华园风物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3]黄朴民等注释：白话四书，三秦出版社，1990年
[4]南怀瑾著：论语别裁，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
[5]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1988年
注释：
[1] 据查万年历，1920年即为农历庚申年——猴年。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解，1920年毕业应为“1920届”或“庚申届”。但在美国传统中，class指“同年入学同年毕业之一班学生”，显然这里依照的是美国大学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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