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五十年，经济亦可观 

作者：毛立坤 2009-12-13 版次：GB17 南方都市报

摘要：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什么？近代中国留在今日中国大多数民众眼中的基本印 象是什么？这恐怕是提到中国近代历史时不可回避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经济的发展而言，近代中国历史其实并非长期处在一种低水平徘徊的状态，从晚清到民 国，各种各样的方案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尝试。尽管官方的努力出现很多初衷与结果相背离的尴尬境遇，但也并非一无是处；而民营经济在摸索中基本保持了相对平 稳的发展态势，取得的成就更为积极。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天津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什么？ 近代中国留在今日中国大多数民众眼中的基本印象是什么？这恐怕是提到中国近代历史时不可回避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经济的发展而言，近代中国历史其实并非 长期处在一种低水平徘徊的状态，从晚清到民国，各种各样的方案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尝试。尽管官方的努力出现很多初衷与结果相背离的尴尬境遇，但也并非一无 是处；而民营经济在摸索中基本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取得的成就更为积极。

    只可惜这些原本应当加以客观审 视的问题却被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给掩盖了，国难当头，岂容用经济层面的些微发展来“唱反调”？于是我们作为“当局者”便 难免“迷惑”，近代中国历史在很多人眼中几乎就是“一盘散沙、一团漆黑”，没有一点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幸亏还有置身事外的“旁观 者”，至少他们没有承载太多主观的感情色彩，能够还原出一张相对清晰的“底片”，呈现给观众一幅中性的历史画面。因研究中国问题而享誉学界的美国学者托马 斯·罗斯基(ThomasG.Rawski)就是这样一位“旁观者”，他的成名作《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Economic Grow thin Prewar China)就可谓一张清晰的“底片”，作者以详尽的资料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客观而又审慎地回答了四个原则性问题，有助于我们客观地了解近代中国后期(即抗战全面爆发前五十年)的经济发展史。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战前经济

    与传统的观点不同，作者认为军 阀割据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民不聊生。大量基层调查表明，军事领导人能够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比如预算紧张往往制约着军队的规模、武器的采购和军事征调 的进行，由此也就限制了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及伴随的破坏。再比如军阀政权与基层民众在征税与抗税的“博弈”中，占优势的常常是后者，民众可以采取很多方 式逃税漏税；而军阀为了扩大财源，却在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来繁荣商业、减少战争造成的人口伤亡。我们过去往往过分强调了军阀割据的负面影响，夸大军事混战所 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实军阀政权的负面效应主要局限在那些受军阀政权不断更换影响的地区和实际发生战争的地区。下面的新论断也许并不算过分：“中国历史上的 军阀割据时期不是一个没有任何收获的战争时期，而是一个见证重大变革的转型时期。没有这些重大变革，中国随后进行的统一和现代化将更加不平坦。”

    战前五十年中国经济有没有增 长？肯定有增长，而且增长的水平远高于印度、东南亚等经济体；在亚洲范围内，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仅稍逊于同期的日本。与此相关的便是维系经济增长的支柱有哪 些？作者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充满生机与活力。制造业产量从很小的基数开始迅速增长，国内企业家在面对进口工业产品和在华外国企业的双重竞争 时，取得了显著成功。若干工业部门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中国棉纺织品的庞大产量已使中国跻身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国之一；1927年上海城市的发 电量已开始超过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和伯明翰；面粉、香烟、食用油和其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在重工业领域，机器制造行业开始从模仿 制造洋式机器、工具和金属制品入手，进而逐渐取代了各种进口设备，并在性价比上优势明显。制造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影响，进一步巩固了金融、交通 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和投资水平的提高，使整体经济拐上了一条良性发展道路。

    那么衡量上述增长的指标有哪 些？罗斯基细致考察了制造业、农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固定投资等方面的状况，在一系列计算、估测的基础上，得出与传统看法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在抗 日战争爆发前的数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的进步，全国总产出累积增长率达到38%至42%，而人均产出增长率相应为22%至24%。多数主要行业和部 门都有所发展，新式工业成长迅速，而传统经济部门尤其是手工业仍然得以维持，并在新式经济增长所营造的有利环境下得到进步。农民也获得了改善生活境遇的机 会，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凭借自身的成就有效规避了严重通货紧缩和经济极端混乱局面的出现。在应对自然灾害方 面，发生在1876年至1879年间的“丁戊奇荒”曾使华北地区1000多万人饿死；而在1921年夏，同一地区又有2000万人遭遇旱灾，可这一次灾荒 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合力救助下，悲剧并没有重演。

    结论很清楚：中国是这一时期少数几个实现经济增长的不发达国家之一，战前经济的增长，为其后(包括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外国在华企业的示范和竞争

    那么，近代中国二元经济长期延 续的奥秘何在？答案是传统行业与现代行业之间形成一种稳固的“协同”关系，各扬其长，实现了生产力的优化配置。一方面，由于现代制造业仅在生产流程的几个 关键环节上具有显著优势，而城乡劳动力成本低廉，很多中国消费者愿意牺牲质量购买低价产品，所以在很多地区传统经济网络仍能有效运转，那里的手工业产品能 够在相当广泛的领域里与现代工厂产品进行竞争，因此不可能指望在短时期内将这些传统行业彻底淘汰；另一方面，协同生产、运输、融资的情况在越来越多的地区 开始流行起来，工厂和手工作坊可以分别从事不同的纺织工序，帆船和轮船分配了不同等级的航道运输，钱庄和银行分别满足了小客户和大客户的金融需求，这种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协同态势显然最大程度地适应了近代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千差万别的国情。结论也很清楚：二元经济的长期存在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不 可跨越的必经阶段。

    外国在华企业实际发挥的功效则 是利弊皆有，但利大于弊。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近代外国在华企业素来是被仇视的对象。由于外国企业被视为享有各种特权保护，在资金来源、设施保障、税收优 惠、竞争条件等方面均占优势，导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其实这种立场略显偏激，夸大了战前在华外国企业的规模、成本优势和获利能力。在实际操作 当中，很多中国人经营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其经营业绩不逊于外国在华企业，而且往往从外国在华企业那里学到了先进的经营理念，提升了竞争力。即便在上海这样 的工业中心，外国企业都无法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那么指控外国企业榨干了中国的经济财富就无从谈起了。

    再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没有外国 在华企业的示范和竞争，中国本土的新式工业能够发奋背水一战进而繁荣发展起来吗？如果对外国企业的投资加以限制(亦即扼杀示范效应)，就一定能保证中国的 游资都会集中到近代化部门吗？鉴于中国交通的现实状况，如果不是通商口岸的准独立状态首先吸引了外资行业在上海和天津集聚，进而拉动本国企业后续跟进，这 两个地区能够发展成战前中国经济中心吗？如果还没有准确客观地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应贸然妄下结论，批判外国在华势力抑制和扭曲了中国近代部门的发展。新的 结论也不难得出：尽管外国在华企业或许在当时和后世舆论当中“罪孽深重”，但其实对包括新式工业、运输业、金融业在内的诸多中国近代化部门的发展发挥了很 多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这就是《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 带给我们的一些全新感受。一本学术著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观点当下能否立刻被大多数人接受，而在于它能否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运用新的理论、方法与视角， 提出独到的见解。在上述问题上，《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书无疑做出了很大突破与创新，尽管不是每一位学者都会赞成该书的观点，却一致认可该书独特的学术 贡献。原作者花了12年工夫写成这本书，值得认真品读。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美)托马斯·罗斯基著，唐巧天、毛立坤、姜修宪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58.00元。

【轉帖者按：只談經濟增長其實有些誤導。49年後以重工業為先導的戰略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有了兩彈一星之後，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的提升是公認的事實。即使如此，這本書還是讓我們有了一個新視角來重新審視歷史，思考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