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内蒙古草原

最近两天博友中科院的李学宽先生和清华大学的刘立先生分别在科学网发表了关于内蒙古草原的照片，我不禁触景生情，想起了我与内蒙古的情缘。

与内蒙古草原结缘始于1984年，那时我刚刚考上研究生，导师安排我参加“六五”攻关课题——“内蒙古草原草场资源遥感调查”，我的任务是完成编制“内蒙古地貌图”，另一个合作者是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校长史培军教授。由于主持这一任务的刘树人副教授、林儒耕副教授工作忙。任务一开始，我们就随考察队考察并且各自独当一面，史培军在北分队，我在南分队。那时候我负责的是“赤峰幅”的编制，赤峰幅是一个地图范围内的命名，不仅仅是赤峰地区。克什克腾旗就在这个范围。

克什克腾旗是位于内蒙古高原东侧的一个地区，位于胡焕庸线附近，从大气环流从东部地区带来的水汽，随着高原面带来的抬升，在这里凝结，所以形成了降水相对丰富的地带，所以水草丰满，泡子，内蒙古高原的湖泊众多。那时候看到的是一片青草连绵，一望无际，不过有些地区有些沙化，出现有些固定沙丘和零星的半固定沙丘，草长势最好的是在四周用木桩和铁线围起来的草库伦中，牧民告诉我们，那是生产队的保护地，准备冬季的牲畜草料的。在将军泡子，一个康熙皇帝决定性的打败蒙古族武装的地方，湖泊与草原交汇，湖泊里倒映着蓝天，我们甚至流连忘返，我一高兴，背着地质包，一个人爬上一个山头，举目远望，草原上兰的是湖、绿的是草，点缀一点黄色的沙丘和红色的马群，还有各种各样的鲜花羞答答地躲在草丛里。我摘了几朵，准备晒干了带给自己的朋友，女性朋友，不是恋爱的那种女朋友，我爱上她不久就知道那是一场只能失去的爱。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否爱过我，我们甚至没有拉过手，也许她已经记不得我了，反正她已经是外国人了，无所谓。

我爬上一个山丘，山顶有个昭庙，在山上我打开考察队发的录音机，叙述着看到的风景，当然更多的是地貌形态和植被状况，低坡度连绵丘陵，覆盖有沙丘，可见蚀余山，蚀余山暴露这冻融风化形成的石质峰林状山丘，可能是花岗岩系的（后来发现不是），远处隐约可见蜿蜒的河流。附近的山丘有石头围墙的城堡似的圈，后来他们告诉我，那就是敖包。哈哈，那天史培军后来的妻子还唱了敖包相会，也许是为了表示了在另一个分队的史培军的思念，也让我熟悉了这支草原名曲。

几天后，一直因为有工作未能参加考察的刘老师来了，在一个地方考察时我又独自登山了，考察队队长北京大学的毛占猷副教授批评我：“刘老师身体不好，高血压、心脏病，跋山涉水，万一出事怎么办？你给我跟紧他。”后来，我再也没有跑了。所以对克什克腾印象很深。不过，毛老师喜欢盆景，我陪着他去挖过两次盆景。在我们的考察队有两个人，一个是毛老师的女儿，一个是他后来的女婿。地学家有“世袭”的传统，因为这个职业苦。

这个假期的考察，让我在刘老师指导下完成了赤峰幅地貌图，提出了内蒙古地貌类型分类标准，记得为争取另一个分队的意见，我给史培军发了一个长达15.5元钱的电报，很心痛。那个时候电报每个字3.5分。上海回昆明的火车票，学生票，才19.5元。这个地貌图工作，后来被写进了1989年的自然科学进展年鉴。

第二次去克什克腾旗已经是1999年，那年我们是地理学会议考察，陪着我去克什克腾的有三个学生，李山、刘扬和刘筱。没想到，十五年后，我跑野外，要学生背着药，跟着我。搞地学的青春期实际不长的。来到将军泡子，早年的草原宁静没有了，这里已经成为了旅游地。以将军泡子为中心，辐射出去几条白色的路，像草原上马车的轮子。我发现半固定沙丘大约达到了20%，草库伦质量也差了。一问当地牧民，他们告诉我，草场分了，草库伦归个人，放牧强度大了。在将军泡子附近没有马群，马都是人们牵着的，很多，5块钱租匹马，可以自由的奔跑或者游荡一个半小时，李山、刘扬全骑马跑了，一转眼，刘筱也不见了，她让一个牧马人陪着，绕湖一圈去了。

有个牧民，一个有汉姓的蒙古姑娘拉我们的小队到她家去吃烤全羊，每只好像是230元。那些白色的“路”实际上是沙化的地带，旅游带来了这种辐射状破坏。我不是生态学家，也许他们可能从这里看到担心，我从一个地貌学家的角度看问题，草场主要在沟道有所退化，但是远处的丘陵，没有大的变化。

说起克什克腾旗，还要补充一个故事，后来我招了个研究生，庞丽，一问发现她爸爸在我第一次考察时是克什克腾旗农具厂的厂长，中专毕业，当年使用知识分子提拔的。当她来上我的博士研究生时，厂子已经私有化了，这个下岗的老厂长成为了呼和浩特一个大学的工友。现在，我们成为了朋友。算起来，我第一次去克什克腾，庞丽应该刚刚开始上小学，第二次去克什克腾，应该快大学毕业了。人的变化，比草原的变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