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悠”一词大概是从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出现之后开始流行的，大意是指使用种种巧妙的手段使得对方上当，与“欺骗”、“坑蒙”之意相当。提到“忽悠”，人们大都会想到街头巷尾的诈骗分子或者商业领域里的行业欺诈，殊不知，在一向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忽悠”现象。我把这类人称为“忽悠分子”。

忽悠分子大都会给自己的头上“忽悠”上种种诱人的光环，如全国某某学科教学委员会主任、主编、博导、会长、院长等等，然后全国各地到处“忽悠”、圈钱。北京某大学的博导占有了学报主编的有利地势后，四处出击，而每到一处所“兜售”的内容几乎是如出一辙：中国电视发展分为几个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特点。这种“一个话题到处卖”的忽悠分子还讲究接待条件，比如住总统套房，豪华轿车接送等。这种颐指气使的“忽悠分子”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果戈理《钦差大臣》中那位装腔作势，吹牛撒谎，其实是分文不值的十二等文官赫列斯塔柯夫。

忽悠分子虽然名声在外，但在本校讲起课来却味同嚼蜡，听者了了，因为平时正常讲课，战线长，信息量大，“一个话题到处卖”的倏忽手段就难以有用武之地。前几天，我遇到在上海读博士的师妹，故意说他们学校的某某教授真厉害，到处做讲座，还是某某学会的副会长。她回答说，那他真是厉害。我一愣。她接着说，他的厉害就在在于能把听课的学生讲跑了，最少一次只有一个学生在听课。

忽悠分子对待学术研究雄心勃勃，豪气十足，动辄就宣称要创立某某学科，或者某某学科的中国学派，再不然就是某某领域的新论，接着就组织人员“忽悠”出一批学术专著（行话叫“造势”）。王蒙在为郜元宝《拯救大地》一书所作的序中对这种人有着绝妙的讽刺：“他们看见头屑就戴帽；看见剪落的脚趾甲屑就套皮鞋；听见笑声就责备你的匪恭匪谨；闻到屁味就给你塞痢特灵。他们像是宠坏了的孩子，天真而又骄傲地随时宣布他们已经证实了哥德巴赫猜想；已经航行了全部海洋；世界已经被他们征服而真理才刚被他们首先发现。他们那么急于填平他们只尝了几杯水的海洋；那么急于把非己的一切送入垃圾堆至少是博物馆。他们还动辄自我作古，宣布文学史应该也只能从他们哥儿几个开始，整天吹什么中国无文学，中国只有两个半小说家，中国文人都是娼妓；或者另一种极端，说是由于他们没有中举掌印，邪恶瘟疫泛滥了多少年，所以多少年来只有黑线专政，只有一片黑暗之类的痛心疾首的昏话大话。”这种人由于会“忽悠”，各种课题也就不难得到，但自己仅挂个“课题负责人”的名义，实际上从不“负责”，而多半叫自己的研究生或者其他人操刀。

忽悠分子的著作很多，但多半仅当“主编”，写写序言和后记，实质性的内容却很少涉及。这样的主编多多少少给人以“主骗”的嫌疑。有的著作确实是忽悠分子自己写的，但质量却不敢恭维。我读过北京某大学博导写的一本关于影视编剧方面的书。该书中间“引用”了其学生写的几个短剧，大概有两万字；末尾“附”上了两个电影剧本，足有五万字。总共二十多万字的著作竟然注入了七万字的“水”，其胆量之大，心理素质之好，令人敬佩。不但如此，而且章节不合理，所兴之例都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陈芝麻、烂谷子。这样的“著作”，毫不夸张地说，充其量也就是本科生的水平！现在，我终于明白有些高校在评职称时为何不重著作而重论文的道理了。

忽悠分子认识很多名人，并且以此为资本，到处炫耀。或者说我与某某很熟，或者说某某是我的学生。一位博导亲口对我说，他曾经与冯小刚在一起吃过饭。我听后感到非常可笑。这恰似钱种书《围城》中自称与“西洋大哲学家”很熟而名声显赫被封为“中国大哲学家”的褚慎明，其实，所谓的“很熟”，只不过是通过几封信而已。

关于忽悠分子的话题很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忽悠分子的存在败坏了学术风气，损坏了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体制的不完善和利益的驱动，忽悠分子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失。这就要求每一个知识分子洁身自律，警钟长鸣，否则，就可能蜕变为忽悠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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