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羁的思绪——阿西莫夫谈世事》校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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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打出这个标题，却不知从何说起。

沏上清茶一壶，放飞“不羁的思绪”，一时百感交集。

22年前的4月6日，大洋彼岸的阿西莫夫辞别人世，刚参加工作一年多的我闻讯，悲痛不已。而本书的两位译者江向东和廖湘彧，最近几年里相继撒手离去，同样也令我深为惋惜。

我与向东先生有着十多年的交情。我们相识相知，正是拜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之所赐。当年，翁经义社长和卞毓麟先生来京组稿访友，常与热情好客的向东先生聚谈，我多次受邀陪坐，得以聆听他放言神侃。有他在，席间总是充满欢声笑语，留给大家非常美好的回忆。

记得，6年前的一个冬日，我与向东先生又坐在一块喝酒聊天时，他对我说：“我终于明白卞先生和你为什么那样推崇阿西莫夫了，这个人的确很了不起。我正给科教社译他的一部科学随笔集，The Roving Mind，感觉真不错。”

我兴奋地回道：“曾听林自新先生提起，他向科教社推荐了阿西莫夫的两部科学随笔集。您接手的这一部，跟我还有点儿缘分呢——其中若干篇章20年前我上大三时就读过，它们都由林先生翻译并发表在《科技日报》上，好些标题至今我还能随口道出：《黑洞》《冥王星奇趣》《艺术与科学》《富兰克林改变世界》《致新生婴儿的信》……。正因为当年与它们邂逅，增进了我对《科技日报》的好感和关注，促使我下决心毕业后改行投奔她去。”

向东先生颇感意外。我又告诉他，缘分不止于此。我在《科技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上大四时写的一篇评论，标题为《科普，我们不能没有它——读<冷遇，岂止阿西莫夫想到的>》。与我同寝室的同学黄伟光最先从图书馆看到，马上就转告了我。不久我收到30元稿酬，这竟抵得上当时我大半个月的伙食费了！

更没想到的是，1991年10月我从商业部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调至《科技日报》，居然跟两年前编发我那篇文章的编辑白志正，成了同部门坐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此时，林自新前辈已经卸任《科技日报》总编辑，我无缘拜会。后来我又得悉，他还是阿西莫夫著作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并组织和推动出版了阿西莫夫其他多部作品的中译本，对他更为敬重、仰慕。

1997年春，适逢阿西莫夫逝世5周年，我与《科技日报》的同事缪健共同策划了两个整版的纪念专刊，为此特意联系林老，我们才第一次会面。想来恰是阿西莫夫之缘，让我们一见如故，备感亲切，成了忘年交。

林老戏称自己是个“老‘阿迷’”。1988年到访美国时，他曾跟阿西莫夫通过电话，可惜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原因，没能见面交流。他一直鼓励我说，阿西莫夫值得我们纪念，更值得大力推介、认真研究。他的科普作品风格独特、轻松易懂、引人入胜。特别是他写的科学随笔，故事讲得好，条理也清晰，总是沿着历史的脉络，从恰到好处的环节说起，使读者既增长科学知识，又受到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熏陶。

那次拜会5年后，林老在纪念阿西莫夫逝世10周年的一篇文章（刊于2002年4月5日《科学时报》）中写道：没想到自己当年翻译的一些阿西莫夫随笔，“还为《科技日报》引来了一位‘阿迷’尹传红同志”。2009年初，林老与苏聚汉、吴虹桥两位先生合作译出《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一书，我荣幸地成为该书的（特邀）责任编辑，延续了老“阿迷”和小“阿迷”之间的一段佳话。随之，我又接下《不羁的思绪——阿西莫夫谈世事》一书的校译工作……

再说，与向东先生话别大约两个月后，他让他女儿江姗给我发来了译稿中的一篇《我的父亲》。读罢文末阿西莫夫与其父亲的那段对话，我心中霎时涌出一股暖流，也悟出了他给我专发此文的用意——在那次交谈中我有过一番感慨，言及少年时代经历的三大“幸事”笃定会影响自己的一生：一是有一个慈祥、优雅、令我深情挚爱的奶奶；二是有一双充分尊重我的意愿、激励我上进并努力提供各种条件的父母；三是通过科普图书“结识”阿西莫夫和叶永烈，由喜爱他们的作品而走进了科学的世界。

我特别提到，我的父亲对少年时代的我所做的，跟早前半个世纪阿西莫夫的父亲对少年时代的他所做的，颇为相像，且对我们各自影响至深。而阿西莫夫对他父亲讲出的那番话，正是我想对我父亲讲的。感谢向东先生“牵线”，让相隔如许时空的两对父子之间，有了某种心灵上的共通共鸣。此后不久，适逢我父母来京小住，我将那篇译文打出交给父亲，什么也没说，尽在不言中。

思绪飘飞，回到1992年4月8日的中午。我跟刚结识的新华社记者姜岩坐在一起，边吃饭边扯闲篇儿。得知我平时爱读科普和科幻作品，他便问我最欣赏哪一位作家。我说自己是个铁杆的“阿迷”，最喜欢阿西莫夫，而且，“我对阿西莫夫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可惜呀，阿西莫夫已经不在人间了。”姜岩突然打断了我的话，“昨天，我们新华社记者从华盛顿发回一条消息，说阿西莫夫因心脏和肾功能衰竭，已于前天在纽约大学附属医院逝世。”（后来姜岩给我寄来了“新华社华盛顿4月7日电”的打印件。）

我一下就愣住了。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阿西莫夫论化学》一书，反复翻阅、品味，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是我平生读到的第一部阿西莫夫作品。虽然它只有区区6万字，但对我个人而言其意义却非同一般。我常想，倘若不是因它而有幸跟阿西莫夫结缘，自己的前途还不定怎样呢。

1983年寒假期间，我在桂林姨家小住时，从姨父订阅的《知识就是力量》月刊上读到一则趣闻：1979年春，美国有两家出版社争着要为高产作家阿西莫夫树立一块里程碑——由他们独家出版阿西莫夫的第200号作品。看起来同时满足双方的要求似乎不太可能。不过，“难题”最后还是让聪明的作家给化解了：他别出心裁地弄出了一对“孪生子”，都算作是自己的第200号作品，结果皆大欢喜。我就这样跟阿西莫夫打了第一个照面。

事有凑巧，第二天我随我姨上街，路过一个小书店时随意扫了一眼，就发现书架上有一本《阿西莫夫论化学》。出于好奇，我随手拿过来翻了翻，旋即就被书中那通俗易懂而又妙趣横生的叙述所迷恋。当天吃过晚饭后，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引人入胜的小薄册，心里是一种亮堂的感觉。

该书第一章“称重游戏”，讲的是原子量概念的形成和测定，却一点也不显得枯燥，贯穿其间的是一条科学的思想方法的主线；第二章“缓慢的燃烧”，则以轻松、调侃的笔调，讲述了氢、氧的发现和燃烧的本质，还评论了几位科学家的品德与人格……这本小书成了我的化学启蒙读物，它向我昭示：科学发现的历程尽管充满艰辛，但也不乏乐趣。在自己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遇到并喜欢上这本书，是我真正热爱学习、学会思考的开始。

过后不久，我又陆续买到了阿西莫夫撰写的《数的趣谈》《生命的起源》《科技名词探源》《走向宇宙的尽头》《地球以外的文明世界》等多部著作，而且几乎都是在买到当天就把书读完。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阿迷”，阿西莫夫的一些随笔和好几部书的章节，我都能整段甚至全篇背诵。

有一天，我从饶忠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得知，阿西莫夫的科普名著《科学导游》已有中译本问世，便在那天下午兴冲冲地跑遍全城的书店搜寻，结果一无所获。在随后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周都要到柳州最大的一家书店里打听：“阿西莫夫那本《科学导游》到了没有？”此时我也着迷于叶永烈老师的科普和科幻作品。少年时代那段心有所寄、热切期盼（读到阿西莫夫和叶永烈作品）的美好时光，令我终生难忘。

不知不觉中，我从青春期反叛背景下的无聊、苦闷和迷茫中走了出来，并且爱上了科普、科幻和写作。

20多年过后，我在《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一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敬语：“谨以此书献给 引导我走进科学世界并改变了我人生道路的两位著名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叶永烈”。

恰如上世纪50年代伊林科普作品在中国的影响，阿西莫夫科普作品自上世纪80年代“大举”进入中国之后，亦深为中国科普界所推崇，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一时间，阿西莫夫几乎成了科普和科幻的代名词，并且拥有众多的读者和 “粉丝”。他让至少两三代中国人享受过他的科学恩惠，堪称20世纪70年代以后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热爱的外国科普作家。我所见识的另外几件事情，可以为之佐证。

1985年春我刚上高中时，从《辽宁青年》杂志上看到一篇谈自信的文章，文中有这么一段话：“阿西莫夫曾经这样介绍自己的经历：我决心从化学方面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我做到了；我决定要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做到了；然后我决定写小说，我做到了；而后，我决定写论述科学的书，我也做到了；最后，我决定成为一位整个时代的作家——现在我确实成了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这段自述很风趣也很令人鼓舞，就把它揉进了一篇我写的介绍阿西莫夫的文章中，由我表姐黄琛交给她所在文科班主办的一份油印刊物。看到样刊时我吃了一惊：因为在那段话的第一个分号后，竟多出了这样一句：“我决定娶一位非同寻常的姑娘，我做到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由，也不好意思去问。10年后，我从《论科学幻想小说》一书中读到卞毓麟老师撰写的《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一文，才明白那段话的出处。再后来，将此事告知卞老师，他笑道：“有意思，想必添上那句话的同学也是个够格的‘阿迷’吧。”

   是的，偌大个中国，“阿迷”着实不少。卞老师那篇经常被引用的长文，堪称“我国第一篇系统地介绍阿西莫夫科幻创作历程的颇有深度的作品”，它的发表，使得“卞毓麟”这个名字也为中国科幻界所熟知。而在许多人眼中，国内研究阿西莫夫作品的头号专家非卞毓麟莫属，他翻译的阿西莫夫科普作品从数量上看也最多；他还是迄今所知唯一一位曾在阿西莫夫家作客的中国科普作家和科学家，与阿西莫夫有过多次书信来往。这真让我羡慕不已，因而早就萌生了结识卞老师的念头。

1997年春，为筹划阿西莫夫逝世5周年纪念特刊，我特意前往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今国家天文台）拜访卞老师。那时，卞老师在科普界已颇有名声，而且是大家公认的翻译阿西莫夫作品的好手，但温和儒雅的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俩一照面他就笑着打趣（也有点儿夸张地说）道：“我对尹传红这个名字也是‘久仰久仰’啊。1992年4月阿西莫夫逝世，你恐怕是国内发出详实报道的第一人。好几位朋友都向我打听：这尹传红何许人也？他对阿西莫夫也很了解呀！”

   那一天，我们围绕阿西莫夫话题谈了很多。卞老师认为，阿西莫夫特别值得研究与借鉴之处在于，他乃生物化学家出身，何以能涉足自然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又何以能写出数以百计的优秀科普图书和数以千计的科普文章，切实取得“质”“量”俱佳的效果？还有，他的科普作品何以单凭文字的力量就能把科学上许多相当抽象、复杂的概念和问题讲得清清楚楚？认真探讨这类问题，当有益于真正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

我问卞老师：“您曾因利用本来就很有限的业余时间翻译阿西莫夫的作品，而一再放弃或推迟自己的写作，是不是有些遗憾啊？”他是这样回答的：“假如别人比我写得更好的话，我为什么不尽力多介绍一些别人的佳作呢？当然，我也更希望在中国涌现出一批像阿西莫夫那样的优秀科学作家，也更希望我们能培养出一代超越阿西莫夫的科学与文化的传播者。”

近30年来，林、卞两位先生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推介阿西莫夫及其作品，以期对推动我国科普事业发展有所助益。我有幸与他们一起作为嘉宾，先后参与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制作的阿西莫夫专题节目。我本人也曾应邀分别在首都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做过有关阿西莫夫的专题讲座。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的“阿西莫夫之缘”仍在延续。

10年前在不同的场合见到王绶琯院士（中科院原北京天文台台长）和郝柏林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这两位科学大家接到我递上的名片时说出的第一句话竟一模一样：“你是一个阿西莫夫迷？”我的回答也一模一样：“对呀，您也喜欢阿西莫夫？”原来是我名片所列电邮中之“asimov” 泄露了天机。意外地遇到“知音”，我真是喜不自禁。

2012年8月18日，我和卞老师应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之邀，作为东道主的品牌系列科普活动“科学会客厅”报告会的主讲嘉宾，与现场听众一道“回望科幻巨匠阿西莫夫”。我提前两天，于8月16日坐高铁到了杭州，住进我姨家。刚进门，我姨父就递上一张报纸，说：“你们的演讲，《钱江晚报》已经预报了。”此时此刻，我并没有意识到一件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正在发生。

在后天的交流过程中，我突然回想起，将近30年前，我与阿西莫夫的第一次“相遇”，跟我姨和我姨父大有关联，2003年我还专门给他们奉送了一套《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并在扉页上留言：“送给尊敬的蕴华姨、正亮姨父：感谢您20年前给我提供机会在桂林结缘于阿西莫夫，改变了我的命运和前途。”

台湾十几年前翻译出版的一部阿西莫夫科学随笔集的封底，印有如下几行宣传文字：从阿西莫夫身上，我们学到以乐观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如果我们小时候读的科学课本能写得像阿西莫夫的文章一样，今天或许就不会有“科学盲”或“科技恐惧症”的问题了。

这段话不禁让我联想到自己的本职工作，隐隐觉着科学的两种传播方式在某个层面的相通，并延伸了更多的思考：我们写的东西，是不是都能够做到像阿西莫夫的科普作品那样简洁、晓畅、明白，而不致给读者带来什么“阅读障碍”？我们做的报道，能够架起一座在科学和公众之间起联系作用的桥梁，进而引发公众认识理性思考的真义吗？

在阿西莫夫的诸多作品中，发表在报刊上的科学随笔（Science Essay）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风格独特、饶有趣味的作品大多从当代社会现象着眼，诠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事件，背后呈现的则是广阔的科学与人文背景。他不只是在普及科学，而且还努力让读者去思考科学、理解科学乃至欣赏科学，促使人们去考虑人类与科技、历史等各方面的联系，考虑人类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进而启迪人们扩大视野，创造性地思索未来，向未知的领域拓展。

科学随笔是阿西莫夫最喜欢的写作体裁。他一生创作了上千篇科学随笔，出版了40本科学随笔集。他在自传里说：“这些文集对我来说是令我满意的巨大源泉。首先，我保持了世界纪录：出版的文集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请注意我没说最好，甚至于接近于最好，而只是数量最多。）”又道：“它们都是我为了自娱而写的。这些文章写来全都不是一本正经的，最重要的是轻松愉快。”

在一篇题为《人间天堂》的随笔开头，阿西莫夫向读者直抒胸臆：“写作这些随笔让我快乐无比，使我经常得到脑力的锻炼。我必须对任何事物不断地保持耳聪目明，以便迸发思想的火花，写出一些在我看来能够使读者感兴趣的东西。”1988年，当阿西莫夫已为《奇幻和科幻杂志》写下360篇专栏文章，并为这些科学随笔汇编一部30年纪念专辑（此即《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一书）时，在最后一篇选文的“后记”中他写道：

“在我所有的作品当中，这一系列随笔的稿酬也许是最低的。……然而，这一系列随笔给我带来的快乐却最多，它远远补偿了我没有从它们身上得到丰厚酬劳的实情。我也知道，我不会永远地活下去，不太可能再写出360篇随笔。将来有一天，某篇随笔会成为我的最后一篇，至于它是第几篇，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当这一天来临、我的生命行将逝去之时，几乎不会有什么事能像不再有机会继续写作这些随笔那样让我感到遗憾的了。”

在阿西莫夫看来，一本随笔集的价值正是它所提供的多样性，可以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这恰恰也满足了作者本人涉猎多个学科领域的兴趣）。没人要求你花时间阅读一篇完整的论文，你读到的全是短文，如果你觉得这一篇文章沉闷乏味或者使你失望，你只不过失去一小部分，而不至于殃及全书的价值。你可以翻到下一篇，或许它会使你喜欢。此外，短篇特别适合睡觉之前，或是其他短暂闲暇中阅读。

阿西莫夫作品（尤其是科学随笔）的写作风格鲜明还在于，他始终注意营造一种跟读者的亲近感。读他的作品，你感觉到他仿佛是在跟你聊天，而不是对你说教，正如阿西莫夫著《终极抉择》译者王鸣阳先生所言：与其说他是在告诉你“有什么”，还不如说他是在引导你“分析什么”。于是你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就“参与”进去，同作者（更严格地说是同科学家）一起进行分析和推理，讨论种种可能性，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他笔下，文字有味，科学真美！

将近30年前，卞毓麟先生曾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特色作过精辟的概括：“背景广阔，主线鲜明；布局得体，结构严整；推理缜密，叙述生动；史料详尽，立足前沿；新意迭出，深蕴哲理。”他认为，在阿西莫夫的科普作品中，科学性与通俗性、现代性与历史感、内容的广泛性与叙述的逻辑性，都有着完美的统一。

阿西莫夫具有像伊林那样的“简单明白地讲述复杂现象和奥妙事物”的罕见才能，且同样也善于一览众多的事实，善于描绘出广阔的知识图景：不仅使读者看到一棵棵科学的“树”，而且还看到了整片整片的科学“森林”。

2009年，我在为《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一书撰写的“内容提要”中，尝试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特色作了另一番表述：

对科学的本质洞察入微，对事物的理解准确深刻，同时辅以广阔的背景、缜密的推理、生动的叙述——这，构成了“阿西莫夫文体”独特的逻辑美。在本书中，作者以其非凡的阐释能力，更是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奥的科学知识与复杂的社会话题，一经他的生花妙笔点缀，读来便毫无生硬之感，更添余韵无穷之妙。

在本书中您可以看到，阿西莫夫对奴隶制度和妇女地位的回望与评述，对智商崇拜和非理性的嘲讽与抨击，对迷信和反科学思潮的剖析与批驳，还有他对生与死的探索，对《圣经》的“科学解读”，对思维方式的思考……都可谓新意迭出、论辩精辟、哲理深蕴；加上幽默、亲切、常以自身经历或体验逗乐的开场白，以及画龙点睛的后记，更彰显出本书的盎然情趣，及其背后广阔的人文视野。

相信您在感悟美妙的“阿西莫夫文体”的同时，更能得到许多知识、智慧和启迪，还有——理性思考的乐趣。

“文如其人”用在阿西莫夫身上再恰当不过。

作为一位传奇式人物，阿西莫夫不仅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个性独特、幽默风趣。1997年7月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召开期间，我分别采访了美国科幻界与阿西莫夫熟识的三位名流詹姆斯·冈恩、伊丽莎白·赫尔和福雷斯特·J·阿克曼，他们都表示自己很欣赏阿西莫夫。世界上最大的科幻收藏家阿克曼，得知我是一个“阿迷”，快活地笑了起来，说：“阿西莫夫这个人可有意思了，满肚子学问也满肚子笑话。有次开科幻大会我们相处三天，他就让我乐了三天，弄得我踏上回程列车时腮帮子还酸的不行。”

在不少人眼中，阿西莫夫是个相当傲慢、自负的人。他自知有写作的天份，认为对自己的才能不必过谦。有人觉得他自我膨胀、自以为是，他却喜欢称自己的冒失为“阿西莫夫式的狂妄自大”、“自我膨胀得像纽约帝国大厦”；甚至，“无法把自己光彩夺目的才华掩饰起来”；还说他很同意一位批评家写的一句话：“那个人非常不谦虚，但他确有许多可以不谦虚的东西。”

不过，换另一个角度看，这似乎又是阿西莫夫的幽默和可爱之处，亦是其非凡的人格魅力的展现。他常常采用反讽手法把自个“捎进”其科学随笔的叙事之中，以显示无所不知的他“在理解简单问题上的无能”。如此出出洋相博读者一乐，文之趣味、风格亦跃然纸上。

其实，阿西莫夫很有自知之明，依卞毓麟先生之见，这正是他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1958年，时任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副教授的阿西莫夫意识到，自己的前途“不是在显微镜下，而是在打字机上”。他（后来）写道：“我明白，我决不会成为一个第一流的科学家，但是，我可能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作家。作出选择是很容易的：我决定做我自己能够做得最好的事情。”

此前一年，苏联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深深地触动了阿西莫夫，他痛感美国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落后于由卫星上天所标志的当代科技水平。作为一名科学作家，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尽力而为，使这种差距尽快地缩小。而他认定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将复杂的科学问题讲解得清清楚楚，从而可以帮助公众了解更多的科学上的事情。

于是，他不顾他那时尚未离婚的前妻（没错，就是前面提到他年轻时“决定”要娶的那位“非同寻常的姑娘”）的反对，告别讲台和实验室，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同时，他还毅然放下了早已得心应手的科幻创作，而潜心于撰写普及科学知识的书籍和文章（直至15年后他才“重出江湖”，再度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那时，阿西莫夫已经出版了24部书。在离开波士顿大学的时候，他告诉他的系领导：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学作家之一，但他的打算是变成最好的，而不仅仅是最好的之一。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奋斗，阿西莫夫无疑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当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接近终点时，这位享誉全球的科普和科幻巨匠在幽默作品集《阿西莫夫又笑了》（Asimov Laught Again，这是他逝世后出版的几部遗作之一）的尾篇中真情坦露心声（我把它译了出来）：

珍尼特和我在1959年5月1日相遇，我们一见倾心。

遗憾的是，对此我却无所作为——我已经结了婚。尽管那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可我毕竟有了家室，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

所以，我们相互间只能通过鸿雁传书来表达思慕想念之情，直至我的婚姻破裂。从那以后，我们俩相聚相依、结为连理。更重要的是：32年来我们彼此一直深深地相爱。

我的生命旅程恐怕快要走到尽头了，我并不真的奢望自己能够再活多久。然而，我们的爱依旧存在，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拥有了珍尼特，拥有了女儿罗宾和儿子戴维，拥有了众多的好友，拥有了我的写作以及它所带给我的名望与财富。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现在，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我都已经心满意足了。

所以，请不要为我担心，也不要为我难过。相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欢笑。

以上很可能是阿西莫夫一生中最后所写的文字。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悼念阿西莫夫时，由上述文字生发开来，讲过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第一线的科学家由于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也无法知晓有多少普通的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予深情……我并不为他担心，而是为我们其余的人担心——我们身边再也没有艾萨克·阿西莫夫来激励年青人奋发学习和投身科学了。”

诚然，“热爱写作胜于做任何别的事情”的阿西莫夫也不无遗憾。他在杂志专栏的《告别辞》中感慨：“我这一生为《奇幻和科幻杂志》写了399篇文章。写这些文章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因为我总是能够畅所欲言。但我发现自己写不了第400篇了，这不禁令我毛骨悚然……。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脸埋在键盘上，鼻子夹在打字键中，但事实却不能如人所愿。”

阿西莫夫逝世两周后，1992年4月22日，人们在纽约道德文化中心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阿西莫夫的家人和他在出版界的同仁，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朋友出席。不少人在致辞时悲情难抑、泣不成声。所有的来宾都有一个同感：他们到这里是为了颂扬一个取得了诸多成就的人，是为了纪念一个将自己潜在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是为了礼赞一个“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的人。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作为“阿迷”承担了《不羁的思绪》的校译工作。在此书2009年版的基础上，我对照英文原著进行了仔细的校核，重译了部分内容；同时，根据我对“阿西莫夫文体”的理解，对译文做了润饰，使之在风格上尽可能接近原著。另外，添加了60余条注释。但愿我的这番努力，对得起我视之为“导师”并深深缅怀的阿西莫夫，亦能告慰九泉之下的两位译者朋友。

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原社长翁经义、现任社长兼总编辑张莉琴、常务副总编辑王世平对我的信任和抬举，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殷晓岚的支持与协作。

校译过程中，承蒙甘本祓、武夷山、肖明波三位师友就我所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给予悉心解答，使相关工作得以顺利推进；林自新、卞毓麟、石顺科、刘兵、李大光、于慧、刘永谋等师友也为我解决了若干疑问，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2014年6月22日于北京

后记

关于阿西莫夫，20多年来我已经写了许多文字，但是，没有一篇像写《不羁的思绪》之“校译后记”这般投入，这般动情。

这篇后记接近1万字，从一些侧面大致介绍了阿西莫夫作品在我国的传播历程，当然，也包括我与阿西莫夫结缘的历程。

文章定稿6月22日发给出版社后，我又转发一些好友先阅。6月27日，我在报社的一位小兄弟读后给我写来一信：

两个人，改变了老哥的人生。

虽然在当下以官财思想为主流的社会中算不得成功人士，但一生都能以自己喜爱的工作为奋斗目标，并一直为之努力下去，这种人生的理想可不是前者那些“成功人士”所能比拟的！

人和动物究竟区别在哪儿？好像大部分人知道又不知道……

这位兄弟所言，对我肯定是高抬了。他提及两个人（阿西莫夫和叶永烈）改变了我的人生，倒千真万确！我自己想补充的一点是，除却所谓的“奋斗目标”（或许说“人生寄托”更好），我从中收获也属很大的，是一种理性思考的乐趣。

8月16日上午，在上海书展现场，我亲眼看到《不羁的思绪》，还有同为我校译的《上帝粒子》（40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摆在了展台上。这一天靠近中午的时候，我受邀担当了“《叶永烈笔下的十万个为什么》作者签售会”主持人，又一次为我少年时代的偶像“站台”，深感荣幸。

8月19日晚，还是在上海书展现场，见有厚厚一大本很贵的《莎士比亚传》摆放，几无犹豫就买下了。只因受到封面印着的歌德之语触动：当我读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第一页时，我的一生就都属于他了！

顿时联想，1983年1月在桂林，15岁的我第一次读到阿西莫夫作品时，就是这般“惊艳”啊。

昨天晚上，我专门给我姨打了个电话（她现居柳州），告诉她，写完这篇后记之后，我更深切地意识到，她和我姨父也是我人生事业的“贵人”……

就写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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