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教授所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的中译本即将问世了，这对中国文化思想界是有意义的。林教授运用现代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成果来探讨中国现代思想史，其所提问题之精锐、见解之深邃，与海外寻常所谓“汉学家”不可同日而语。
   林毓生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六十年代求学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在自由主义思想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哈耶克教授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对中西方文化思想的精髓有着深切的理解。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不妨先把林毓生教授的基本结论说出来：
“全盘西化”、“全面反传统”的思想本身，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的表现；而真正掌握了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髓的人，不应要求全面反传统，而应追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不难看出，林教授的结论富有挑战性。他指出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派(至今仍大有人在，特别在青年中间)的主张，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在现代条件下的产物；他也反对不少新儒家以传统文化为本位去同化西方思想，搞什么“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的主张，认为这是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背道而驰的。那么，他是怎样得出自己的上述结论的呢？林教授的分析十分细致，其推理的起承转合之妙，本文无力再现，而只能依笔者的理解，将他的分析的内在逻辑大致展现出来。
   首先，林教授从一个新的视角——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来审视中国现代思想史，特别是五·四反传统文化运动及其影响。社会学中对“奇理斯玛权威”的研究和波拉尼的科学哲学中的“支援意识”概念，是林教授的整个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石。
“奇理斯玛”(charisma)一词本意是“神圣的天赋”，来自早期基督教的语汇，最初指的是得有神助的人物。马克斯·韦伯在界定权威的不同形态时，用“奇理斯玛”来指一种在社会不同行业中具有原创能力的特殊素质。因此，韦伯的“奇理斯玛权威”是个人魅力权威之意。这种权威不同于强制性的权威，后者不能象前者那样使人心悦诚服。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席尔斯(E.Shils)进一步引申“奇理斯玛”这个概念，使它不仅指具有创造性的人物的特殊素质，而且指能与最神圣——产生“秩序”的——泉源相接触的行为、角色、制度、符号以及实际物体。现代社会学对“奇理斯玛权威”的研究已形成专门的分支。这一研究揭示，真正的个人自由与“奇理斯玛权威”密不可分。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总要有所根据，如果社会的文化中没有强有力的“奇理斯玛权威”起着示范作用，那么许多人的内心势必非常贫乏。而“奇理斯玛权威”在社会中的出现与发挥作用，有赖于一个有生机的传统，僵化的传统和激烈的全面反传统都妨碍着“奇理斯玛权威”的产生。正如怀特海所说：“生命要求有创造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创造的冒险得到滋养；只有这样，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除了怀特海以外，当代重要的自由主义社会思想家，如哈耶克、波拉尼、波普尔等也都一致强调，真正的自由离不开有生机的传统。不幸的是，中国近百年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却是从僵化的传统走向激烈的全面反传统的记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建设至今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哲学中的“支援意识”概念在文化含义上与“奇理斯玛权威”异曲同工。波拉尼是爱因斯坦的好友，是本世纪著名的化学家和哲学家。哈耶克、波普尔、席尔斯均对波拉尼推崇备至。库恩认为自己的“范式”(paradigm)概念即从波拉尼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演变而来。“范式”主要指的是由定律、原理、实验工具和方法所形成的科学研究的具体范例(examples)。学习科学的人与这种范例时常接触，于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科学传统中“未可明言的知识”(tacit  knowledge)，这就是“支援意识”。当一个人在“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里想要解决问题时，后面的根据则是他过去在成长过程中，经过潜移默化所得到的“支援意识”。如果没有这种“支援意识”，没有作为科学传统的“范式”，那么科学界将被各种随时可能出现的“大胆假设”所冲毁①。而“支援意识”，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整个文化领域，都是靠稳定而不僵化的传统来滋养的。在这个意义上，“奇理斯玛权威”和“支援意识”颇有相似相通之处，二者都强调有生机的传统对于滋养和保障真正的自由的巨大意义。事实上，韦伯之后“奇理斯玛权威”研究的领航人物席尔斯教授，也正是波拉尼哲学的推崇者和宣传者，他一九八一年还出版了在社会学界反响极大的专著《自由与传统》。
   因此，从理论的或理想的角度来看，追求自由、民主不应和全面反传统联系起来，而只应排除传统中的僵死成分，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欧和英国)也并没有实行过全面反传统：韦伯强调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推动作用，而新教伦理正是对中世纪传统宗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但是，为什么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却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和全面反传统的思潮甚至于“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五·四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向传统发起整体性的进攻呢？林毓生教授深受现代社会学和科学哲学“范式”的训练，所以提出了这些治思想史的中国学者一般不会提出或不以为是问题的问题。
   林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是一元论的和主知主义的，有一种根深柢固的、为儒家各派所公认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the  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的思想模式。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容是激烈反传统的，但他们的思想模式却仍深受强调政治一文化是一元整体的儒家文化影响，以致认为思想道德是社会政治秩序的直接基础，因而对思想变革的优先性深信不移。一元论的和主知主义的思想模式本身，具有发展成整体观(holistic)的潜在可能。当五·四知识分子受西方学说的影响，改变了他们思想内容中的价值观念；又因政治与社会的腐败(普遍王权的瓦解和袁世凯称帝等)，使他们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在这种情势下，他们不自觉地受了整体观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的影响，认为他们所厌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符号以及传统社会中的一切制度设施，都与传统中的基本思想有一种必然的有机式因果联系。因此，不打倒传统则已，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盘打倒不可。在五·四知识分子眼中，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是一个不可拆的一元整体，其中每个部分都由基本思想道德影响所致②，因此建立一个新社会的首要条件是在思想文化上全面抨击传统。然而，这种思想模式，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传统的整体观的“借思想与文化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的现代表现(西方中世纪政治制度的瓦解并不必然蕴含文化上的全面反传统)。林教授生动地说，五·四知识分子是“如此地受传统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变成了全面反传统主义者”。
   在分析了“借思想与文化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决定性塑造之后，林毓生教授具体研究了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反传统思想。他认为，陈独秀是全面反传统主义的直截了当的代表；而胡适的改良主义由于受到他自己的“全盘西化”论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实际上成了“假改良主义”。不过，林教授对鲁迅的分析下的功夫最大，也最为精彩和深刻。他把鲁迅意识分成“显示的、争辩的层次”和“隐示的、未明言的层次”。在“显示的、争辩的层次”上，鲁迅对传统的攻击超过了口号式的叫喊，达到了对传统中国文化黑暗面与中国人性格症结的犀利而深入的了解；在他创造性的笔下，他能使形式主义的全面反传统运动，变成了对传统罪恶的具体描述，使凡读过他的作品的中国读者，很少能不对自己的文化与自己的性格进行反省的。然而，尽管鲁迅在显示的意识层次上以中国传统为一有机体而对之做无情的抨击，但他对具体事实的确切感(concrete  sense  of  reality)和他内在的精神力量(一种抗拒把心灵不同层次中的复杂思想还原为简单的“统一”思想的力量)，导致他在隐示的、未明言的意识层次上，能认知一些尚存的传统道德价值的实质意义。这些道德原则与价值虽然已离开了它们在过去传统架构中的碇泊之处，它们却仍然是鲁迅内在的理知与道德关怀所肯定的一部分。例如，假如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完全邪恶的，那就不可理解祥林嫂的善良，因为在鲁迅笔下，这种善良显然不是世界各国文化道德的“最低公分母”，而是深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的。又如，“念旧”是鲁迅所肯定的道德原则与感情(见《在酒楼上》、《朝花夕拾》等等)。不过，虽然鲁迅持有非凡的理智与精神力量，他最终却未能在“显示的、争辩的层次”上超脱“传统”与“现代”形式主义的二分法，同时也没能进一步探讨在“隐示的、未明言的意识层次”中，他所“发现”至今尚存的传统文化中某些理知与道德价值的意义。在强烈的全面反传统主义弥漫的气氛之下，鲁迅对一些传统思想与价值尚有生命力的认识，似已达到了他的艺术视野的极限。鲁迅不仅未能更深一层地探寻如何超越整体性反传统思想，并进而为中国传统之创造性的转化奋斗；相反，他的灵魂反而被他的“发现”所扯裂，这个“发现”在他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复杂面强烈的冲突，因它与他在显示的意识层次上所献身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无法相容。鲁迅思想中的这种痛苦与冲突，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深刻地反映着二十世纪中国意识的危机。
   根据上述分析，林毓生教授指出，中国现代的全面反传统思想，从其影响之巨、持续之久来说，乃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本身，又恰是中国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整体观、一元论的思维模式，在五·四时代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从僵化的传统到激烈的全盘反传统的过程，造成了社会中“奇理斯玛权威”的失落和“支援意识”的贫乏，使得哈耶克、波拉尼和波普尔等当代自由主义大师所确认的自由、民主与法治无从真正实现。因为没有“奇理斯玛权威”和“支援意识”所代表的有生机的传统，只会形成思想的浮泛和行动的混乱，而不会产生真正的个人自由。③
那么，我们今天怎样在中国文化中创造“奇理斯玛权威”和“支援意识”呢？林毓生教授认为我们有两大任务：一是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另一是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谓“创造性的转化”，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与康有为实用主义地“托古改制”绝不相同)。例如，经过对儒家人文主义的“仁”的概念的重新取向(re－orientation)，可以将“仁”和“礼”分离开来，强调“仁”作为个人的道德自主性的意义。在加紧建设民主与法治的外在制度的前提下，将经由重新取向的“仁”学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进行新的整合是有可能的，也是不牵强的(这种新的整合不能叫做“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发展”)。只有通过这样的整合，个人自由与价值始能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里生根④，成为文化中强大的“支援意识”。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现代化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不能经由全盘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经由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逐步得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进行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正是对中国传统的一元论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的突破与超越。我们相信，外在制度的建设加上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社会必将能形成新的强大的“奇理斯玛权威”和“支援意识”。至于在当今这场“文化热”中，我们不应纠缠于口号式的、形式主义的和情绪化的争论，而是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更多的视角(如林教授之运用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来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作深入而具体的研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林毓生这部一九七九年用英文出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却是由鲁迅生前的好友台静农先生用中文题写的书名。这似乎意味或暗示着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前仆后继的追求，正在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笔者附言：感谢李泽厚老师惠借林毓生教授赠送给他的林氏自己的和波拉尼的著作，使我得以撰成此文。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  把科学的本质口号式地解释为“大胆假设”，乃是胡适对科学的极大误解。实际上，科学的发展在于提出新的有价值的问题。而若要所提问题是有资格的和有价值的，则必须受过“范式”的潜移默化的训练。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和波拉尼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
② 这与西方思想截然不同。马基雅弗利之告诚人们政治就是不择手段的东西，是为了宣扬政治的“道德中立性”。这也表明，五·四知识分子的全面反传统思想模式并非因受西方思想冲击而形成。
③  五·四时代对个人价值的关切与整体性反传统思想密切有关。但是，个人价值的观念必须是一个道德信念，而此一道德信念又只有在成为社会道德秩序的一部分时才有社会的意义，这种道德秩序却只能通过“奇理斯玛权威”和“支援意识”从传统中演化而来。
④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论》结尾中强调“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所以说，对“仁”学的重新取向有助于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