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道教、佛教广为流行，尤其佛教更达到了其鼎盛阶段。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中国佛教哲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把佛与众生的关系问题作为其根本的主课题。

 

佛教的最终目的在于成佛。不过，在印度佛教发展的早期，所谓“佛”，仅限于指释迦牟尼。易言之，能够成佛的，唯释氏一人而已，其他人都不能够成佛。几乎整个小乘佛教时期都是这种看法。到了大乘佛教时期，“佛”所指范围逐渐扩大，认为一般人经过修行，都可望成佛。这种看法的理论根据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方等无想经》，《大正藏》第12卷第1082页）不过，大乘佛教认为，也有人是不能成佛的，这些人被称为“一阐提”。《大般泥洹经》曰：“彼一阐提于如来性所以永绝，斯由诽谤作大恶业。”又说：“一阐提辈永离菩提因缘功德。”

 

汉魏以来传入我国的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中国的大乘佛教开始的看法与印度佛教没有什么差别。到了东晋南朝之际，佛学家竺道生（355--434）提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认为一阐提也有佛性，也能成佛。他说：“阐提是含生，何无佛性事？”“一阐提者，不具信根（按：‘信’与‘悟’相对。慧达《肇论疏》曰：‘见解名悟，闻解名信。’），虽断善，犹有佛性事。”（按：佛性即成佛的本性。《大智度论》说：“真如在无情中但名法性，无有情中方名佛性。”）

 

在竺道生看来，佛性和众生是本末关系，有佛性（“本”）才有众生（“末”）；没有佛性也就没有众生。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就是因为禀有佛性。否定一阐提具有佛性，将会导致对佛性说的否定，破坏成佛说教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动摇人们对佛教的信仰，因为承认有一种人不能成佛，那就等于说有一种客观存在独立于精神本体之外。

 

竺道生的见解后来逐渐为佛教界普遍接受，唐朝盛行的八个大乘宗，一般都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例外，如唯识宗就不承认这一点，而是另主“五种性说”。然而，此宗并非是从中国土生土长的佛教宗派，它的学说是纯粹印度的佛教理论。也由于其不合中国国情，因此在其开宗后不久，即遭失败。

 

典型的中国佛教皆主众生悉有佛性之说，这也就是肯定佛与众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那末，佛与众生有没有差异呢？佛教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假若佛与众生没有任何差异，则所谓成佛的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佛与众生的差异究竟何在？

 

我们知道，“佛”的本义是觉悟。故说白了，佛与众生的差异也就在于其悟与迷上。在佛教看来，众生的迷妄是缘于贪爱或贪欲而生起的。故从本质上说，迷不过是贪欲的表现，悟则是佛性的表现。这样，佛与众生的差异便可进一步归结到佛性与贪欲的对立上。由此可以把中国佛教哲学所探讨的佛与众生的关系问题，归结为“性”（佛性）与“情”（贪欲）的关系问题。从中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看，这个问题也往往被赋予宇宙论的意义，而变成真如本体与诸法万象的关系问题。不过，在中国佛教哲学中，这种本体论问题是从属于“性”“情”问题的。

 

佛与众生的关系问题原本是一个纯宗教的问题，对于外道而言，它实在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荒诞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当作天人关系问题的一种特殊形式来看待的话，那末，它就具有了实在的意义。

 

中国佛教哲学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很高的思辨水平，只是由于其研究的问题本属子虚乌有，故其具体的论证自然不免有太多令人莫明其妙的地方。但是，其思考问题的方式还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尤其是它的以“体用”范畴来把握对象的思考方式。譬如，华严宗就用法界缘起的体用关系来说明真如本体与诸法万象的关系，这实际上是把“性”“情”关系归结为体用关系，即以“性”为体，以“情”为用。这种性情观，从天人观意义上说，就是把人视为仅仅是天的附属品，也即把人看成是一个毫无自性的的虚幻之物。这种掏空了人的实在性、主体性的宗教天人观，固然完全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思想，但它以“体用”范畴来把握对象的思考方式是有其独到之处的。魏晋时期虽已有“体用”范畴的实际运用，但尚未形成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当时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以“本末”范畴作为标志的。“体用”范畴的普遍使用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始于中国隋唐佛教哲学。这种体用思维方式的形成，为宋明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思维框架方面的准备。而佛教哲学注重“性”“情”问题的研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宋明哲学研究起了思维定向作用。

 

总之，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对后来宋明哲学有直接的影响。其中特别是华严宗和禅宗，它们力图会通佛教各种理论，并善于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又具有各自独创的哲学理论形态，所以，它们作为完成了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典型,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较突出的地位。它们的思辨结构,是宋明时期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来源;它们的哲学思辨，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佛、道二教在本质上都是反人道的，因此，弘扬人道的责任便很自然地落到了传统儒学肩上。柳宗元和刘禹锡分别提出了“天人不相预”和“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其实质都在于主张人事只须顺人道，刘氏的观点更倾向于认为人事本不该顺天道，可以说是强化了柳宗元的观点。

 

从柳、刘的天人观，可以看出，传统天人观正朝着否定人事顺从天道的方向发展。然而，这种极端的“有为”思想本身就包含着“无为”思想的因素，故在一定条件下，是完全可能转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这种物极必反的结果，便是宋明理学天人观的产生。

 

另一方面，唐代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韩李学派，则以“道统”说抬出孔、孟来反对佛教，使原来并不甚显眼的孟子一下上升到儒家“亚圣”的地位。孟子是儒家中最早把注意力放到“性”“情”问题的研究上的哲学家。韩、李推崇孟子，势必受其影响，故他们的哲学主要是研究“性”“情”问题的；同时，他们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性”“情”问题，更具有反对佛教哲学“性”“情”观的意义。

(中国哲学讲座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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