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遭遇要不要发论文、论文影响因子以及发表数量之争，每一个坚持的人群，都有自己赞成或反对的充分理由，群情激昂之中，闪现众多纠结，其实，大家都是在很多一刀切的政策中悲壮的前行。

易经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现称之为科学与技术。在我看来，所有为发论文引发的争议均可以归结为“道”和“器”之争。学术研究的实用性（工业化前景，技术）和科学性（是否解决某些科学问题，间接体现为论文的影响因子，影响因子还与研究人群的多寡有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孰重孰轻？这个问题绝对是个历史久远的问题，只不过，不同的时代，它的呈现方式不同，特别是在现代，科学和技术经常纠缠在一起，让人难以看清其中是非，由之引发的问题，亦盘根错节，难有曲直之分。所以，在关于论文的有用无用和影响因子高低的争执中，可能，我们应该先思考下这个问题的本身。

学术论文，一定要有用（只是现阶段的眼光而已）或体现较高的影响因子吗？我想，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课题应该有不同的侧重和衡量标准。博士期间的研究所，各个老师都很彪悍，做工程的，在外面横向项目风生水起，做学问的，论文发了一篇又一篇，还有学问工程两不误的，两方面的程度是前两者加起来除以二。在我眼里，他们每一个人都个性鲜明，活得很出彩，根本没必要或没有办法在他们中比高下（我那时侯，经常处于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中），唯一清楚的感觉就是，这三群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一位元老级老先生（当时已经退休），在一次闲谈中说，做为工科，所有研究都应该以工业应用为终极目的（老先生德高望重，为人严谨，经过他指导的论文投到国内本专业的顶级工程类期刊，连标点符号都不用改一个，即被接收发表），但是他也重视论文发表的。在老先生关门弟子的毕业论文中，我们发现，除了大量的技术探索细节（专利申请）外，仍然有很多涉及机理性的研究内容（论文发表），这位师兄的论文我曾细细看过，现在有时还作为某些问题的参考，受益匪浅，但我很难对他发表的论文用“有用？无用？”，“深刻？浅薄”来贴标签。

人类的认识水平虽然在科学技术的双重促进下，已经突飞猛进，但任何时候，认识本身都是有其局限性的。纵观当下，新技术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拓展，总会有各种各样未曾预料到的问题出现。引起后世广泛争议的DDT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认识局限性造成的恶果之一。DDT的发明绝对是科学和技术的完美结合，但其作为杀虫剂的应用是个偏重技术的问题，其作为杀虫剂应用之后的各种负效应，更多属于科学范畴里尚未周全思考到的某些问题。只是，在杀虫剂发明和应用的初期，这些问题是未被人们认识到的。工业化进程初期发达国家的很多环境公害事件，也是在群体“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这都体现了在的一定阶段，认识的局限性导致的“有用/有害”之间的切换。人类无知的终极体现不是对某一问题的“不知道”，而是体现在对不知道的毫无知觉。所以，任何一个能提出来的、尚未回答过的问题，都有其研究价值。

每一个科学发现不可能在发现初即显现出其对人类社会的有用、有害或无用性，更何况，不是所有科学问题的回答都会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动力。一些重大科学问题需要人回答、一些重要的科技难题需要人去解决，但是，并不意味着另一些科学问题的回答和探索就毫无意义，一些偏颇的技术细节的完善就乏善可称。每一个为什么背后，都有其成为命题的独特的理由，只要没有人回答或提出，你就可以做出你自己的解答。所以，我一直不赞同一概而论的作法。更何况，不同大学、不同学科之间，差异甚大，个体的能力和关注点亦有巨大的差异。

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于一刀切。大多数制度和标准的制定都是一刀切的，一刀切的制度给个体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个人对制度或标准的反抗往往是力不从心的，最后引发了对制度或标准细节的讨论或指责。我想，参与讨论的人可能会逐渐增多，最终有可能会引起制度或标准本身的改变。只是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不妨尽可能客观一点，自己不成为任何一个贴标签的人，尽量做到相互之间的不互轻。

所以，偶尔，我会在打酱油走过路过的时候，喊一声：在人类思想进化史上，贴标签之后，一刀切的做法，是极为粗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