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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书中的道理在书外 人文的道理在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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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的道理在书外 人文的道理在天文 |
■本报记者 彭丽
近日，受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的邀请，刘明武在四川大学作了题为《从天文到人文——中华元文化即孔子之前的十大奠基之作》的报告。
刘明武是一名地质工程师、民间学者，近10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华元文化研究。先后出版了7部专著，在《中国文化研究》、《人文杂志》、《学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关于中华元文化与古典哲学研究文章。
中华元文化的基点在哪儿？中华文化经历了哪些流变？应该用什么方法去研究中华文化？研究中华文化有哪些现实意义？报告会后，刘明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周易》揭示了一个事实：
书中的道理在书外”
记者：中华文明领先于世界文明，是因为我们有优秀的元文化。刘先生，您认为中华元文化的基点在哪儿？
刘明武：靠人不靠神，这是认识中华元文化的第一大基点。在古希伯来文化中，神赐予人类伊甸园。伊甸园里应有尽有，不用动脑，不用发明创造，就可以坐享其成，而中华先贤们必须通过发明创造才能过上好日子。这就决定了中华先贤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和亚当夏娃有根本的不同。
在中华元典与诸子百家记载里，中华先贤个个都是发明创造的典范。伏羲氏发明了捕鱼狩猎的网罟，神农氏发明了农耕的耒耜，黄帝发明了舟车、弓箭、臼杵……善于动脑，重视发明创造，是认识中华元文化的第二大基点。
中华先贤创造出的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并列并重，其形式如鸟之两翼，如车之两轮。人家有神，我们有道。我们有器，东西方谁家都没有这个器。器具之器为中华元文化独有。有器具才能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保卫天下。道器并重，做人讲道理，做事用器具，这是认识中华元文化的第三大基点。
记者：您对中华文化的基本看法是“创造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是龙，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是虫，这两种状态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文化孕育出来的”。为此，您提出一个词叫“清源浊流”。能否具体阐释一下中华文化的流变？
刘明武：不同之果必有不同之因，文明先进是一果，落后挨打是一果，两种果背后有两种因。上下五六千年，中华文化并没有源远流长，而是发生了南辕北辙的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道器并重发生了质的变化。二是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三是论证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道器并重的变化是分两个步骤的。第一步变成道器分离。这个分离发生在老子那里。老子继承了道，否定了器。在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度里，老子主张一不要使用现有的器，二不要发明新的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在老子那里残缺了一半。第二步是变成伪道无器。“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董仲舒那里，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一阴一阳”讲的是和合平衡，“阳为阴纲”讲的是服从与盲从。文化的根本变质就发生在这里，道的真伪之变也发生在这里。
在行为方式上，源头的中华先贤都是行而论道者。伏羲氏一方面研究天文，一方面研究捕鱼狩猎；神农氏一方面研究农耕，一方面建立交易市场；黄帝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天文历法、家畜养殖、车船、弓箭、臼杵都在研究范围之内；在孔夫子那里行而论道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坐而论道，变成了鄙薄动手。务农，在神农氏那里是圣人之事，在周之始祖后稷那里是大人之事，在孔夫子那里却变成了小人之事。
论证方式变化在董仲舒那里。书中道理在书外，中华先贤论证问题，以天文地理为坐标，以日月之理为坐标，以四时之序为坐标，以时间空间为坐标，归根结底就是“以道论之”。道家以道论德，儒家以道论礼，兵家以道论兵……以道论之，论出了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百花齐放的百花园。董仲舒的“三纲”之后，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被以纲论之所取代。“君为臣纲”论出的是“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为子纲”论出的是“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夫为妻纲”论出的是“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以纲论之”，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产生出穿越时空的经典，再也没有产生出第二个百花齐放的百花园。
记者：您是一名地质工程师，却只花了10年时间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中华文化与古典哲学研究文章和7部专著。能不能给读者介绍一下您研究中华文化的方法？
刘明武：认识与探索早期中华大地上的一切奥秘必须把握好一个基本点：书中的道理在书外。若想从书中找出正确的答案，其荒谬程度犹如想从珠穆朗玛峰上捕鱼捉蟹。《周易》上有句话叫“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凡是书都有局限性，凡是言都有局限性。以经解经，以卦解卦，永远也打不开《周易》的大门。因为中华先贤的作品全部是参照天文地理创造出来的。八卦是参照天文地理创作出来的。之后有了六十四卦，有了《周易》中的文字。六十四卦是八卦的衍生物，《周易》中的文字全部是对卦象、卦理、卦序的注释。《周易》这部经典就揭示了一个事实：书中的道理在书外。因此，要研究中华文化，我认为需要回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回到我们祖先道器并重、行而论道、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
天文学是人类第一学
人文的道理在天文
记者：您在新书《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天文学是人类第一学，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学。人文的起点与基础是天文历法。只有弄懂天文历法，才能认识文化的根源。”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刘明武：人们一直有个误解，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之源。其实，老子、孔子不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而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在儒家文化之前还有文化。这个文化是由伏羲、黄帝们创造，由《易经》集大成的。可以统称为“黄帝文化”。这个文化应该重新认识，否则无法真正弄清中华文明的根源。
人文源于天文。就各学科的顺序而言，天文学是第一学。就天文学与各学科的关系而言，天文学是母亲学，各学科均发源于天文学。天文学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历法。有文字，历法是用文字表达的。文字之前，历法是用河图洛书、八卦表达的。时间春夏秋冬四季，空间东西南北，万物生长收藏四种状态，都是从河图洛书、八卦这里来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阴极生阳与阳极生阴这些至理名言与成语，都是从立竿测影制历那里发现的。人文的起点在历法。何为历？历是人类进入文明的第一标志，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源于天文的历，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一棵树结出了千个果，一条根开出了万朵花。以天文历法为基础，演化出了各个学科，演化出了诸子百家。
记者：您认为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来对待源头文化？
刘明武：树有根，河有源，文化也有根有源。源对于流具有基础作用，根对于枝有着基础作用。流无论如何不能轻视源，干无论如何不能轻视根。源头的文化对于今天有着极其重要的基础意义，所以不能以轻率的态度对待源头文化。
出现在我们中华元文化源头的卦对我们民族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韩国把太极与卦放在国旗上，西方量子力学专家把太极放在族徽上，而在我们的太极与卦则被算命先生放在地摊上。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糟蹋。
记者：研究中华文化有哪些现实的意义？您能否以地震为例谈谈以天文论天灾？
刘明武：当今世界上还有很多难题尚未解决，例如重大天灾的成因与预报问题、沙漠化问题、疑难病问题、工业废烟问题……在这些难题面前，中华文化完全有能力作出贡献，中华先贤的思路与方法完全可以发挥作用。
对地震的研究不能够抛弃天文。目前地质学对地震的解释是：地应力集中与释放的过程。这个解释是有局限的，因为这个解释把地震的成因只是解释在了地球本身，完全忽略了天文因素。我的看法是，地震的成因应该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是地球本身的因素，二是地球之上的天文因素。他地不震此地震，属于内因。他时不震此时震，属于外因，即某种奇特的天文现象。
站在中华元文化的立场看地球，地球是在运动中形成的，形成之后的地球每时每刻都在继续运动。地球在形成时，形成了地壳破碎带与地壳薄弱带。地壳的破碎与地壳的薄弱，是引发地震的内因。他地不震此地震，原因就在于地壳的破碎与地壳的薄弱。
为什么他时不震此时震？一定要抬头观察天上的天文。地震时，太阳在什么位置，月亮在什么位置？这是应该研究的第一外因。太阳与地震区之间，除了月亮的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地内行星的出现？地球之外还有没有地外行星的出现？这是应该研究的第二外因。
地震区与太阳两点之间会连成一条连线。这次地震，这颗行星、这几颗行星出现在了地震区与太阳的连线上。上次地震，连线上出现的还是这颗行星或这几颗行星。一次是这样，两次是这样，次次都是这样。那么，他时不震此时震的结论就可以产生了：某一行星、某几颗行星就是诱发地震的重要天文因素。
《科学时报》 (2010-5-7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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