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酒歌兄转来了丘老师的《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后中日数学人才培养之比较》的文章（[www.starlakeporch.net]），不说几句实在是对不住。 

中国人讲究“原装”、“直传”，因此在学问上不大看得起近邻的日本。但是人家成功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丘老师说了一个叫高木的人。按照丘老师的说法，“日本近代数学的奠基人应该是高木贞治”。 

按照国人的思路，这个高木至少也应该弄个主任、校长伍的吧？没有。不过是50岁当了院士，60岁东京帝国大学退休。留洋的经历是大学毕业后师从数学大师Klein和Hilbert，然后回国。那时教授的工薪与政府部长相差不多。就是在今天，教授与部长的薪水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当然，如今有个“含金量”的问题。一样的工薪，在中国可以买到的东西不同。国人的数学比日本的差距之大，尤如当年中日围棋的水平。这个差别很少来自人的聪明与否，更多的是来自是否“用心”了。这个“用心”弟子们是可以看得到的。看着高木的身影其弟子就可以安心学术。也只有安心学术才有可能有出息。 

数学也许特殊些，不需要占用那么多的资源也可以成事儿。其它学科占有资源很重要。饶老师能去北大，应该说是好事儿。但不是去“教书”，而是去“做院长”，这应该说是恢复了一个旧的传统。这个传统从胡适那一代就有了。对于后一代的教育，任何解释都是没有说服力的。能影响后一代的只能是老师们的“身影”。 

通过行政的权力来促进学术研究是条“捷径”，也是饶老师们的“说辞”。 必须承认这种说法很有些道理。但是有得就要有失，这样的选择就不要指望出现中国的高木、也就不能指望中国的学术工作在近期能达到日本的水准了。 

指望着通过进入权力内部达到改变世界的思路其实是一种“错觉”。有这类“错觉”的人大约是按一定的比例。典型的事例就是希特勒了。虽然他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改变了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希特勒本人的肉体反而没有了。同样科学上的争论都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结束。被说服了的都是属于没有信念的人。争论的终结往往是来自争论一方的死亡，或者是那一学派没有继承人了。 

知道不能改变别人，那么就只能改变自己。知道自己都改变不了，那就只好培养后代了。高木六十岁就退休了，人家也没有说个“不”字。因为有德行的人会认识到在为后进让路就是对学术最好的贡献了。今天丘成桐大约打算作中国的高木，从这篇讲话中可以感觉出他的心气儿来。能不能成功，就要看丘先生的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