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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的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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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博士大概还少，这儿说的是90年前的博士。时代不同了，问题还一样。
翻阅《爱因斯坦全集》（第9卷），看到慕尼黑大学Wilhelm Lenz博士1919年3月给爱因斯坦的信，申请威廉物理研究所的科研津贴。L博士是著名的Sommerfield教授的助教，感觉经济负担太大，所以提出申请。秘书注明这封信是“W. Lenz博士的申请”，所以这封形式普通的信件大概也是正式申请书（当然可能还需要大家都熟悉的“附件”）。信的前两段是自我介绍，后一段说他的研究方向（单原子气体理论），都从略。核心内容是：
战争曾给我的研究带来巨大的障碍，现在战争结束了，新的障碍（虽然不那么大）又来了，那就是做助教负担，可为了挣钱，我又不能失去它。我目前从这份差使得到的全部收入，算上生活补贴，大约2500马克，这在眼下显然是不够的。但我没有别的途径能长期从私人那儿得到补助，所以，得到一笔高于助理薪水的津贴，将使我摆脱助教的劳役，缓解经济负担。
Sommerfield还写信向爱老师推荐L同学，“真的认为他有能力，希望他能悠闲地继续他的研究。”同年4月，著名的Max von Laue教授也给爱老师写信，向他推荐另一位博士Seemann。S同学每月只有150块的收入，也想申请津贴。Laue指出，“只要德国科学有任何办法为这样的年轻人提供资金保障，就绝对应该那么做。”
Lenz同学的申请失败了，接着做助理，第二年成为extraordinarius professor（没有正式chair，给教授当助手），1921年成为汉堡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Ordinarius Professor）。Lenz后来很有名，他最大的贡献是著名的Ising模型。
L同学和S同学的困难，在90年后的今天也是普遍的。前不久听说要提高博士生的待遇，但距离他们自在地生活着学习和研究，大概还差得远。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德国式的那种津贴。而更重要的是，在考虑资助申请时，但愿当权者不只是冷冰冰地数同学多了几篇论文，而会温情脉脉地关心他们的生活缺了多少乐趣！生活的压力与一篇论文，到底哪个分量更大？二者似乎不好一起称量，但两样东西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真能将它们分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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