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昆明,跟本科时的导师和师兄聊天。
我说感到现在做的事情没什么意义。导师说:”什么是意义?能够作出像达尔文那样大的贡献的是极少数。我们这些人,能够作出一点点别人没发现的东西,就是创新,就是有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给科学大厦添砖加瓦,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提到申请课题,导师说:”我们是基础研究,不是应用研究。首先是吃透足够的文献,有足够深刻的想法。不必有太完美的构思,只要提出足够多的问题,让审阅人看不懂,课题费就是你的了~“
导师不是什么大牛,他说:”国家养着我们,让你有饭吃,有房住。每两到三年能申请到一个小课题,大概十万到二十万的经费,让你去‘玩’科学。这就不错了。“
师兄提出异议。他现在也是讲师级的人物了。”我们这一辈不能像你这样想。如果再这样安于平凡的话,就没饭吃,没房住了。“我比较赞同这个观点,还想再加上一句:”尤其是现在经济危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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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北京,跟研究生时候的师兄吃饭。他提起某个美国人发了5篇CNS,仍然在全美找不到教职,最终只得远走澳洲。这再一次印证了此前我听说过的多个类似案例。生物界哀鸿遍野,博士后千老估计再过两年也千不下去了。
不过他对自己在学术界的前景还是很自信。这是有底气的。
我问他,ESS会不会过时?他说,像这样框架性质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就看你怎么使用它。
我提起叶绿体基因组的父本遗传现象。这是一个偶发现象,但在植物界相当普遍。他说,在更多具体研究之前,弄不清其遗传机制的时候,还无法套用ESS。但是从中性理论出发,也许能够提出一些零假设,加以检测。
我们已经有一些比较严谨的东西了。
要从科研走向应用,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但一定要有靠得住的原理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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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爱尔兰。导师说,这一年是你需要出大量数据的时候了,我希望你工作更勤奋些。
我的博士课题往何处去,这不是个难题。
而我的事业往何方走,现在我迫切地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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