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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在清华大学演讲及本人的三点评论200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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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蒋高明（中国科学院），主持人：蒋劲松（清华大学），评论人：刘华杰（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新斋353室15：00－17：00，2009.11.19,,刘华杰摄影
中国需要这样的生态学探索
——评蒋高明讲座《中国生态学何时停止超英赶美？》
刘华杰
2009年11月19日
蒋高明博士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而我本人只是植物爱好者，也就是说，是植物“民科”。我很荣幸，“两蒋”（蒋劲松＋蒋高明）能安排我做评论，这算是植物民科评论植物学家。先要谢谢两位蒋先生！我做三点评论。
第一，蒋高明的报告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同时也带来了相关的许多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方面的信息，为我们关注相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蒋博士的报告表明，当代生态学（这属于一阶研究）的前沿与我们（从事二阶工作的师生）的关注内容有重要交集。当代的生态学与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博物学史、科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实验室研究、地方性知识（或本土知识）、民族科学（ethnoscience）、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等等，有着显然的关联或交叉。为了美好的环境、生态、生活，以及促进彼此的研究，一阶工作与二阶工作理应当联手。首先，我们应当向蒋先生学习、向科学家学习，提高生物学素养，跟踪他们的生态学研究，进而参与国家各层面生态、环境政策的研究。
著有《大自然的经济学：生态学思想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1977)的Donald Worster (1941- )曾说：“在生态学产生以前就已有生态学家。梭罗就是这些生态学家之一。虽然ecology(生态学)这个词直到1866年才出现。”（纳什，《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1999年，第42页）以美国为例，在1935年之前，真正的生态学精神早就在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John Muir(1838-1914), Aldo Leopold (1887-1948)等人的言行中显示出来。在英国，在Roy Clapham(1904-1990) 于1930年和Arther George Tansley(1871-1955) 于1935年使用ecosystem这个词之前，达尔文的著作中就有了类似的思想。博物学思想史中这些财富，在数理化的生态学发达后，不该被遗忘，它们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事实上，Robert E. Ricklefs编写的经典教程《大自然的经济学》（The Economy of Nature，2008年第6版有700页。第5版有中译本，中文名为《生态学》），也十分重视博物学传统。可惜的是，现在许多学生态学、做生态学的，似乎不大在乎那些前辈们的思想，把生态学做成了某种工程学，过分在乎建模、计算。蒋先生做和讲的生态学，算是正宗，因为它继承了生态学的真正传统。<br>
第二，蒋先生的报告明确指出了，当前部分生态学研究对数理模型的迷恋已经导致生态学研究与实践的偏航。先生依据对植物生态学特别是恢复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与切身实践，对部分生命科学家的数理崇拜和基因万能论（如果允许这样概括的话），表示了怀疑。就我的皮毛知识来看，这种怀疑非常有道理。Vandana Shiva的《失窃的收成》（Stolen Harvest）一书也印证了这一点。
生态学当然属于博物类科学，属于系统科学门类。生态学研究要有思想、要有人文关怀，或者用蒋先生的话说：“其实, 生态学应该像哲学那样，是其它生命学科之上的科学，应包含哲学理念。在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整个学科体系之中，生态学应该统领农、林，水，地，甚至数、理、化。”（见蒋高明的PPT）我们很欣赏蒋先生这样的认识，当然不只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与哲学有关！生命科学的研究需要细化，需要一定的还原，但是只讲还原是不行的。蒋先生提到，清华、北大、中科院、农科院等都非常重视从事基因研究，生物技术学科门庭若市，而生态学科门可罗雀。是我们的国家不需要生态学吗？完全不是，蒋先生已经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当前有大量生态学问题需要研究、需要解决。相应地，其他博物类的科学也一样。周俊院士在《科学时报》曾发表一文“生物学领域中传统学科的危机”（《科学时报》，2008.11.12头版）。周院士说：“科学地认识国情是领导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认识国情既须了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状，也须了解自然环境的现状。认识我国自然环境现状应包括生物、地理、地质、土壤和水资源等多种学科现状。”周院士只谈了生物学领域传统学科的一些现状，如生物种类和分布、植被、生态等。“建国以来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十分重视传统学科的作用和发展，但近20年来，这些学科出现了危机，其表现是：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已经很少，年过80岁的不足10人，一些70岁左右的人或退休或带病完成手头工作。年轻科学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从事这些领域的前沿或热点问题，因为这些研究容易得到经费资助和科研成果。应该说明，我们支持这些前沿研究，因为它和传统学科可以互相促进。问题是前沿研究绝不能代替传统学科研究，相反，前沿问题的选择是根据传统学科知识确定的。现在从事传统学科研究的人已经很少了，他们很难得到经费的支持，从事这方面调查研究条件很艰苦，与室内从事前沿研究有较大差别。”（ibid）分析原因，周院士讲到：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部门，主要是大学，近年设了许多生命学院，但生物学中传统学科的教授已少得可怜。我们以为中国应有两三所大学为传统学科培养人才。有些是传授知识，有些是输送这方面的研究人才。再一个是不加区分地追求SCI和高影响因子论文。”(ibid)
当前生命科学，包括生命医学领域，确实存在这样的怪现象：生命、生态系统，在不断还原的解剖刀下，一一消失了。当事人并不热爱所研究的物种、生态系统或者大活人，而关注的是越来越小的无法独立存在的构体（entities）。
人文学者和科学家都应当关注生态学“异化”的可能性。在技术层面，蒋高明已经指出有的生态学家在做着破坏生态的事情。我想，问题还有更深的层面。几乎所有科学都在异化，生态学能幸免吗？当今的一些生态学研究，背离了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创立宗旨。说得过分点，这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甚至从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种子。A.G. Tansley的生态系统研究纲要就“意味着对共生现象这一古老生态观点的否定，这一纲要还将世界归结为物质流和能量流。生态学以这样一种方式成为了一门硬科学。”（据德国历史学家Joachim Rafkau (1943-)的《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中译本，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这门科学变得能够进行精确计算，同时也变得缺乏浪漫和价值无涉，即愈加“客观化”。但是，我们知道，在现象学家胡塞尔看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客观化确实有力量，却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远离了、遗忘了唯一真实的“生活世界”，造成了“科学危机”。
生态学是一门讲究系统思维、博物学思维的学科，生态学工作者应当不辜负“大自然的经济学”这一美名。生物学在走向分析的同时不要忘记综合，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一直就有人在这样呼吁。2005年Schmidly在《哺乳动物学杂志》上著文呼吁在大学加强博物学教育。（Schmidly, David J. ,What It Means to Be a Naturalist and the Future of Natural History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Mammalogy, 2005, 86（3）：449-456.）这样的声音实际上在20世纪还没有到来时就有人发出了，Merriam 1893年在《科学》杂志上著文，呼吁大学的生物学教育视野要更宽广一些，要更具人文性。（Merriam，C. H.，Biology in our colleges: a plea for a broader and more liberal biology，Science，1893, 21:352-355.）<br>
第三，蒋先生重视科技的人文价值，强调用生态学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蒋先生经常撰写科学文化类文章，与一些民间组织一道积极讨论并参与起草“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对此我本人是非常欣赏的，这充分体现蒋先生是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在当下的中国，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既需要意识觉醒，也需要切实有效的行动联盟。蒋先生将知性与理性结合起来，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将伦理学作为科技活动的一个内在维度实践起来。
会计算、算计，只能算聪明，如果再加上伦理考虑，才有了所谓的智慧（wisdom）。有些人颇机灵，但不能算有智慧。有的科学家“给钱就做”，为了捞项目不择手段，为了能发表论文绞尽脑汁。为了不浪费自己那点可怜的小聪明，有的科学家热衷于（不是被迫）研制杀人武器（当然从来都有理由）；有的人对宇宙、对生命心怀敬畏，热爱和平，对人类对其他物种、对生态系统表现出慈悲，不辜负科学技术这样一种特别职业，希望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让世界更和谐、更公正。我想，蒋先生的工作无疑属于后者，这让我们充满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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