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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瞥植物分类学的真谛 精选

已有 6612 次阅读 2010-4-16 21:05 |个人分类:生活点滴|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植物分类学, 博物学

刊于:《科学时报》,2010.04.15,B2
 
一瞥植物分类学的真谛
——读《王文采口述自传》
 
刘华杰
 
《科学时报》读书版主编打电话要我评论王文采院士的传记。我说,评论不敢,但很愿意读读,也许会写一点感想。樊洪业先生(《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主编)几年前曾多次提及他们做的口述史工作,我只对其中的博物类感兴趣,早就盼着读到王文采的口述传记。
我是一个植物爱好者,经常到野外看植物,也算认识上千种植物。从今年起在学校开设《博物学编史理论与方法》课程。说实话,一直想深入地了解专家是怎样做植物分类工作的。分类是博物学的根本与精华所在,没有分类就谈不上博物学。分类过程要求细致的“个人知识”,光有理论和参考书是远远不够的。更进一步,我很想知道植物分类学大家具有怎样的精神气质。这些渴望随着认识的植物越来越多,非但没有变弱,变得愈加强烈。
早就听说过文采院士的风采,也多次在不同地方见过先生的签名,在科学院标本馆还看过先生鉴定并有签名的十字花科丛菔属的一些标本。几年前报社的洪尉小姐曾答应带我拜见先生,可是一直没有找到“过硬的理由”,终于没敢前去打扰。植物所的一位朋友还告诉我,已经80多岁的文采院士仍然每周都到标本馆看标本,还时常哼着小曲。
一口气读下来胡宗刚做的《王文采口述自传》,收获颇大,分类大师王文采院士“必定平淡”(傅德志语)的叙述,着实让我更多地理解了分类学,也加深了对博物类科学特点的理解。文如其人,这部传记以平和的语调讲述了大量植物学家的故事,一点也不曾鼓吹自己。
王文采是现代意义上我国第二代植物分类学家,第一代是胡先骕、钱崇澍、陈焕镛、秦仁昌、郑万钧、张肈骞等。由于文采先生为人低调以及先生所从事的植物分类学属于传统博物类学科,除专业领域人士外,外界并不熟悉王先生。现在中国主持“大事”的植物分类学家应当是第三代和第四代,第五代也在成长中,但分类学与其他博物类科学一样,不断被边缘化。
一部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我想,不同领域的读者会各自发现这部传记的特别之处。对我而言,此书信息量很大,令人印象深刻,给人以启发。
第一,确认文采先生的确仍然坚持看标本,并且看得高兴时确实哼小曲。先生一直遵循其中学老师孙涤黔在其毕业纪念册上的题词:“以媚字奉亲,以苟字省费,以聋字止谤,以吝字防口,以贪字读书,以疑字穷理,以刻字责己,以狠字立志,以悔字改过。”先生践行这些箴言,受益良多;在20世纪多个动荡的岁月,仍然坚持一心一意做枯燥乏味的分类学工作。这些箴言未必适合所有人,它们也并非完全在理,但是它们确实阐述了一种值得尊重的人生观和为人处世原则。文采先生从不说别人的坏话,“瞎胡扯”是他最不满意的评语,而且绝对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弟子傅德志如是说。
第二,令人吃惊的是,文采先生在这样的自传中,不但没有吹嘘自己,反而多次讲述自己在分类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所犯的错误。我大致记了一下,明显的就有5处,如错误的乌头新种(91页)、宝兴侧金盏花的错误归并(146页)、铁线莲属中一个变种的不当描述等。先生不但讲了自己出错,还分析了出错的原因和教训,这些内容真正显现了大师的风范,令人敬佩。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让人明白分类学的艰难。局外人很难理解做一个优秀的植物分类学家是多么困难,那需要对植物有热情、需要下苦功夫、需要长时间积累。文采先生多次重申,要尽可能多看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要尽可能掌握国内国外的相关材料,才有可能减少错误。
关于文采先生鉴定标本中有极个别错误,这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从未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若不想犯错误就别做事,博物类科学对人类经验和文献的考验相当复杂,出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在此书中读到文采先生如此检讨自己的小错误,还是感到吃惊的。
先生还讲了一个拒审的故事,他的弟子傅德志也有类似的故事。1959年底王文采和王蜀秀完成毛茛科下的唐松草属和银莲花属的写作初稿(属于《中国植物志》的一部分),交给裴鉴(钱崇澍的大女婿,马鞭草科专家)审稿,没想到裴拒绝审稿。原因是,裴老认为:“一个科、一个属,不能看到90%或更多的模式标本的话,这个研究是没办法进行的。听了这段话,我明白裴老认为我没有看到模式标本,在植物的正确鉴定方面会存在问题,因此拒绝审稿。”(35页)傅德志在哈尔滨读大学时,翻译完杰福利的《植物分类命名》,把原书和翻译稿寄给他未来的导师王文采先生。令傅没想到的是,“很快先生就把这包稿件退了回来,附言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说很忙,没有仔细看。”(191页)傅德志考取了文采的研究生,从先生那里学到许多植物分类的方法和做学问的准则,后来当上了植物所的分类室主任和标本馆馆长,以及副所长,在植物分类学上颇有创见。
第三,文采先生为研究铁线莲属,在离休之后,到世界许多收藏丰富的标本馆,看遍了几乎所有相关标本。经先生确认,中国并无铁线莲(Clematis florida)野外居群存在!而日本的这个种可能是栽培种,其来源还不太清楚。(170页)
第四,书中多处提到过植物画的问题。不久前我参观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舍伍德(Sherwood)植物艺术馆,还购买过一本英文版《植物艺术珍品》。当时就想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办植物艺术馆?除了艺术之外,植物绘画也是植物科学的一部分,为植物学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的那些绘画作者几乎没有享受应有的待遇,各种植物志中采用他们作品甚至通常没有署上他们的名字。这是很不公正的。据我所知,中国有大批优秀的植物画作品,应当有计划地收集起来,集中保护、展出。这对于宣传博物学文化、科学文化,非常有意义。
第五,中国的生物学研究,把国外的几个阶段压缩了,采集、描述、实验、分子生物学几个阶段有许多重叠,同时进行。《中国植物志》及其英文版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出版,并得了大奖,但是,中国植物志仍然需要修订,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许多地区的采集工作仍然做得不细致,近年来文献报导不断有新种发现。欧洲国家的植物志已经多次修订,中国植物志的水平与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一个现实问题摆在这里:现在谁还愿意费那劲来做这事,即使愿意谁还能做?第二代老先生纷纷离开后,新手很难接上。在一个“唯SCI是瞻”的时代,传统分类学家日子都不大好过。看一百、一千份标本,到野外考察一个月,可能也写不出一篇论文。
动植物分类学工作,属于一个国家最基础的科研,必须由高层做出英明决策,重新组织多单位、多部门合作,在资金上提供相当的保障。建议科技部、科学院、教育部高层尽快建立相关重大的中长期的项目(20至30年),并通过这类项目训练、维持一批分类学队伍。像北京这样有条件地方,应当出版《北京植物志》新版。如果这样一支重要分类学队伍现在垮掉,对整个中国生物学界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文采先生说,“分类学只有自己的方法,没有自己的证据,所有证据都是来自其他学科。”(193页)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用分类学的方法统摄各种证据,忘记了大背景、基础的基础。
小问题:(1)书中有几处把“山茶科”(Theaceae)称作“茶科”,不准确。(2)由于是口述,书中有许多内容前后略有重复。可以稍编辑一下,去掉重复语句。
 [王文采口述,胡宗刚访问整理,《王文采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定价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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