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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科学家“成家”与“立业”兼顾的一个例子(外二则)
武夷山
女科学家“成家”与“立业”兼顾的一个例子
最近,我看到好几位女博士生在其博文中谈自己的苦恼与困惑。她们似乎都觉得“成家”与“立业”很难兼顾。下面我讲一个事业与家庭兼顾的真实的故事。
美国著名神经科学家Candace Pert出生于1946年。她19岁时怀孕了,于是赶紧结婚,婚后跟随丈夫去了费城。她曾在一家酒吧打工,当调鸡尾酒的服务生。一次,她在打工的酒吧里偶尔结识了布林茅尔学院负责招生的助理校长,就到该校读书去了。毕业后,她报考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特拉华大学的研究生院。她之所以报考这两家,是因为只有这两所大学与其丈夫所在地的距离不算太远,每天来回跑还有可能。最终是特拉华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了她。有一回,她回本科母校布林茅尔学院参加一次聚会,遇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行为生物学教授,此人劝她直接给所罗门. 施奈德 (Solomon Snyder) 教授写信,拜其为师。施奈德是著名神经科学家,曾担任过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会长。她按照人家的建议给
出处:Paula E. Stephen and Sharon G. Levin, Striking the Mother Lode in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2, p 90
博主:看起来,Candace Pert的一生中遭逢了一桩又一桩的偶然事件,她总是运气很好,有贵人相助。但是,若她自己认定结了婚就不可能再做好学术了,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
台湾2004年翻译出版了她的一本书,《走出宫殿的女科学家》(原书名为Molecules of Emotion: The Science behind Mind-Body Medicine), 傅馨芳译。
英语不是治学的必要条件
台湾作家张之杰曾在台湾《科学月刊》撰文说;
英文是治学的充分条件,并非必要条件。越是学术独立的国家,仰赖英文的程度越低。
博主:日本人的平均英文水准似乎是不如中国人的,但是,他们的治学水平是有目共睹的。
不是英语不重要,而是不能把任何一门外语凌驾于母语之上。
说法一变,和谐一片?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些著名主流报刊都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用“性工作者”来代替“妓女”的说法。按照这样的语言逻辑,则拳击运动员迈克. 泰森可以称为“耳朵缩小者”。
博主:我国也兴起了不少“政治正确”用语,例如,不叫跳楼自杀,叫“坠楼”;不叫聚众闹事,叫“群体性事件”;不叫保姆,叫“家政服务人员”,等等,好像说法一变就能导致和谐一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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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6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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