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学家“成家”与“立业”兼顾的一个例子（外二则）

武夷山

女科学家“成家”与“立业”兼顾的一个例子

最近，我看到好几位女博士生在其博文中谈自己的苦恼与困惑。她们似乎都觉得“成家”与“立业”很难兼顾。下面我讲一个事业与家庭兼顾的真实的故事。

美国著名神经科学家Candace Pert出生于1946年。她19岁时怀孕了，于是赶紧结婚，婚后跟随丈夫去了费城。她曾在一家酒吧打工，当调鸡尾酒的服务生。一次，她在打工的酒吧里偶尔结识了布林茅尔学院负责招生的助理校长，就到该校读书去了。毕业后，她报考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特拉华大学的研究生院。她之所以报考这两家，是因为只有这两所大学与其丈夫所在地的距离不算太远，每天来回跑还有可能。最终是特拉华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了她。有一回，她回本科母校布林茅尔学院参加一次聚会，遇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行为生物学教授，此人劝她直接给所罗门. 施奈德 (Solomon Snyder) 教授写信，拜其为师。施奈德是著名神经科学家，曾担任过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会长。她按照人家的建议给施奈德教授写信，得以投奔到施奈德门下。三年后，她和施奈德一道取得了一项重大学术突破，该成果标志着分子心理学的诞生。

出处：Paula E. Stephen and Sharon G. Levin, Striking the Mother Lode in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2, p 90 

博主：看起来，Candace Pert的一生中遭逢了一桩又一桩的偶然事件，她总是运气很好，有贵人相助。但是，若她自己认定结了婚就不可能再做好学术了，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

台湾2004年翻译出版了她的一本书，《走出宫殿的女科学家》（原书名为Molecules of Emotion: The Science behind Mind-Body Medicine）， 傅馨芳译。

英语不是治学的必要条件

台湾作家张之杰曾在台湾《科学月刊》撰文说；

英文是治学的充分条件，并非必要条件。越是学术独立的国家，仰赖英文的程度越低。

博主：日本人的平均英文水准似乎是不如中国人的，但是，他们的治学水平是有目共睹的。

不是英语不重要，而是不能把任何一门外语凌驾于母语之上。

说法一变，和谐一片？

1997年7月14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些著名主流报刊都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用“性工作者”来代替“妓女”的说法。按照这样的语言逻辑，则拳击运动员迈克. 泰森可以称为“耳朵缩小者”。

博主：我国也兴起了不少“政治正确”用语，例如，不叫跳楼自杀，叫“坠楼”；不叫聚众闹事，叫“群体性事件”；不叫保姆，叫“家政服务人员”，等等，好像说法一变就能导致和谐一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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