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写了一篇论文：“基于结构方程的学术期刊评价研究”，翻译成英文后2009年2月13投稿到JOURNAL OF INFORMETRICS，3月26日收到了第一次审稿意见，经修改后4月16日收到了第二次审稿意见，再次修改后4月20日接到了用稿通知：

Dear yuliping,

I am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paper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has been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Thank you for submitting your work to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说实话，真的非常高兴！对我而言，这次尝试是被录用3篇EI论文，1篇ISTP论文的又一次进步，能在国际一流的人文社科索引期刊上发表论文，对于一个高职院校的教师而言，其效用是巨大的。

当初从事科研工作，可不全是爱好，实际上有点迫不得已。开始是敬畏，硬着头皮深入其中，慢慢适应并且找到感觉，到现在发自内心喜欢，真的非常幸运。虽然付出很多，但也得到了很多快乐。

由于工作的细微变化，现在很多时间忙于行政事务，科研原来是我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变成了需要挤时间来做的一件事，心理上一时难以适应。此外，从当初做科研的初衷评职称来说，似乎至多再做一年科研也够了，因此有很多困惑。最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是：科研对我而言，其地位可能要发生某种变化。

巴顿将军说过，一个真正的战士，他的最好的归宿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我没有巴顿将军这种精神，更没有这种勇气！巴顿将军要一辈子做战士，不折不扣纯粹的战士！

那就退一步，既然不能做永远的战士，那就做一段时间真正的战士吧。想起了另外一部美国电影：我们曾经是战士（We were soldiers，once and young）。先不讨论越战的正义与否，在这场战斗中，美国大兵在众寡悬殊、深陷重围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精神，确实令人敬佩。

从事科研工作，其实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的科研工作开始于2004年，当时生活相对安逸，年龄大了，刚开始又没有受过规范的科研训练，突然要从事科研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赋予科研工作以一定的意义，才能有勇气和毅力坚持下来。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从小看打仗的电影长大的。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平原作战、英雄儿女、黄继光、邱少云、侦察兵、渡江侦察记……许多电影看过不只一遍。去年看《士兵突击》，明知道是假的，照样热血沸腾。今天中午看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我的父亲是团长》，讲述二次大战国军刘放吾团长在缅甸仁安羌拯救英缅联军的故事，中间提到内敛的刘团长为国家、为民族做过的巨大贡献，他本人却淡定超然，真切感人。最近热播的《潜伏》，没有时间看，倒是在网上看了余则成原型金山（真名赵默）的故事，绝对是一代英豪。革命先烈，如果没有一种信仰，是绝不可能为了革命而舍弃自己生命的。今年清明节，单位组织祭扫烈士陵园，我是认认真真鞠了三个躬。最起码，在建国后的30年内，革命前辈的社会地位要比现在的官位和金钱重要得多。文革期间，解放军的社会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

要是科研工作也能成为一种理想，成为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科技工作者也能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誉和社会地位，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科学技术问题。现在讲科学的发展观，如果真正做到，一切服从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

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科研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一样的，即使对于科研人员自身也是如此。如果不赋予科研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科研之路恐怕也走不了多远。既然如此，就让我们科技工作者在自己心中赋予科研一些崇高的意义吧。有时明知道那有点虚幻，不妨在半梦半醒之间将她当真，为之奋斗，在所不辞。

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再也不能从事科研的时候，我们可以豪情满怀，昂首挺胸地说：我们曾经是战士！

 

 

                                     2009年4月21日晨俞立平于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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