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父亲的歌

[写在前面的话] 在许多人的眼里或心目中，母亲总是意味着温暖，意味着轻松，意味着圆润，意味着细腻，意味着体贴，意味着快乐，意味着明亮，因而母亲是可亲可爱的舒适（我的博文《您好吗，妈妈》中的母亲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典型母亲形象）；而父亲常常与冰冷、沉重、峻峭、粗砺、大咧、奋进、模糊等相伴，因此父亲常常给我们以可敬可畏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母亲的言行常常让我们如沐春风，而父爱则即便不比刺骨寒风，也给人一种春寒料峭之感。所以，我们常常说慈母严父。实际上，现实生活中那些活生生的父亲更像一本本教科书，尽管他们的爱是沉甸甸的，不像母亲的爱风一吹就飘起来，但比传统里或者说概念化的父亲形象复杂得多，父爱的内容也比传统或概念里的丰富得多。

在越来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视野会也必须会越来越开阔。在看过父亲的“背景”之后，在体验了一番“多年父子成兄弟”之后，我们再来认识几位中外父亲。相信我们在与这几对父子接触后，在那阵阵如春风般温暖的爱意熏陶中，会深化我们对自己父亲的看法，会增添对父亲的爱戴。

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但一直没有成稿。所以，组织这组文章的一个目的是献给我年近八旬的父亲，也献给普天之下千千万万的父亲。 

不平凡的平凡父亲

理查德·费曼

在我出生前，我父亲对母亲说：“要是个男孩，那他就要成为科学家。”当我还坐在婴儿椅上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带回家一堆小瓷片，就是那种装修浴室用的各种颜色的玩艺儿。我父亲把它们叠垒起来，弄成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然后我推动一边，它们就全倒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帮着把小瓷片重新堆起来。这次父亲让我变出些复杂点儿的花样：两白一蓝，两白一蓝……我母亲忍不住说：“唉，你让小家伙随便玩不就是了？他爱在哪儿加个蓝，就让他加好了。”

可我父亲回答道：“这不行。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并告诉他这是多么有趣呢！这是数学的第一步。”我父亲就是这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认识世界和它的奇妙。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我读里边的章节。有一次读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25英尺，头有6英尺宽。”随后父亲对我说：“呀，让我们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够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它比窗户还宽呢１就是这样，他总是把所教的概念变成可触可摸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我想象居然有这么这么大的动物，而且居然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极了，新奇极了，一点也不害怕会有恐龙从窗外扎进头来。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翻译”——学到的任何东西，我都要琢磨出它们究竟在讲什么，实际意义是什么。

父亲使我很早就懂得“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

那时我父亲常在周末带我去卡次基山，那是纽约市的人们伏天避暑消夏的去处，在漫步丛林的时候他给我讲好多关于树林里动植物的新鲜事儿。其他孩子的父亲也纷纷学着做，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山里玩了。

 周末过去了，父亲们都回城里去做事。孩子们又聚在一起时，一个小朋友问我：“你瞧见那只鸟儿了吗？你知道它是什么鸟吗？”

我说：“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他说：“那是只黑颈鸫呀！你爸爸怎么什么都没教你呢？”

其实，情况正相反。我爸是这样教我的——“看见那鸟儿了么？”他说，“那是只斯氏鸣禽。”（我那时就猜想其实他并不知道这鸟的学名。）他接着说：“在意大利，人们把它叫做‘查图拉波替达’，葡萄牙人叫它‘彭达皮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鹈’，日本人叫它‘卡塔诺·特克达’。现在你仅仅是知道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可是终了还是一点也不懂得它。我们还是来仔细瞧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于是很早就学会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

他又接着说：“瞧，那鸟儿是在啄它的羽毛，看见了吗？它一边走一边在啄自己的羽毛。”

“是的。”我说。

他问：“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说：“大概是它飞翔的时候弄乱了羽毛，所以要啄着把羽毛再梳理整齐吧。”

“呀，”他说，“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刚飞完时，它们应该很勤快地啄，而过了一会儿后，应该缓下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

他说：“那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它们是不是在刚飞完时啄的次数多得多。”

不难发现，鸟儿们在刚飞完和过了一会儿之后啄的次数差不多。我说：“得啦，我想不出来，你说道理在哪儿？”

“因为有虱子在作怪。”他说，“虱子在吃羽毛上的蛋白质。虱子的腿上分泌蜡，蜡又有螨来吃，螨吃了不消化，就拉出来粘粘的像糖一样的东西，细菌于是又在这上头生长。”

最后他说：“你看，只要哪儿有食物，哪儿就会有某种生物以之为生。”现在，我知道鸟腿上未必有虱子，虱子腿上也未必有螨。他的故事在细节上未必对，但是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又有一次，我长大了一点，他摘了一片树叶。我们注意到树叶上有一个C形的坏死的地方，从中线开始，向边缘蔓延。“瞧这枯黄的C形，”他说，“在中线开始比较细，在边缘时比较粗。这是一只蝇，一只黄眼睛、绿翅膀的蝇在这儿下了卵，卵变成了像毛毛虫似的蛆，蛆以吃树叶为生。于是，它每吃一点就在后边留下了坏死的组织。它边吃边长大，吃的也就越多，这条坏死的线也就越宽。直到蛆变成了蛹，又变成了黄眼睛、绿翅膀的蝇，从树叶上飞走了，它又会到另一片树叶上去产卵。”

同上一例一样，我现在知道他说的细节未必对——没准儿那不是蝇而是甲壳虫，但是他指出的那个概念却是生命现象中极有趣的一面。生殖繁衍是最终的目的。不管过程多么复杂，主题却是重复一遍又一遍。

 我没有接触过其他人的父亲，所以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父亲有多么了不起。他究竟是怎么学会了科学最根本的法则：对科学的热爱，科学深层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值得去探究。我从未问过他，因为我当时以为所有的父亲都理所应当地知道这些。

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

一天，我在玩马车玩具。在马车的车斗里有一个小球。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小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嘿，爸，我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后走；当马车在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时候，小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运动的物质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去推它。这种趋势就是惯性。但是，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你瞧，这是很深入的理解，他并不只是给我一个名词。

他接着说：“如果从边上看，小车的后板擦着小球，摩擦开始的时候，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其实还是往前挪了一点，而不是向后走。”

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车上，从边上观察。果然，父亲没错——车往前拉的时候，球相对于地面确实是向前挪了一点。

我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用许多这样的实例来进行兴趣盎然的讨论，没有任何压力。他在一生中一直激励我，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着迷，我只是碰巧在物理学中建树多一些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上瘾了——就像一个人在孩童时尝到什么甜头，就一直念念不忘。我就像孩子，一直在找前面讲的那种奇妙的感受。尽管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却也时不时地能做到。

后来我开始学微积分。对我来说，它似乎很简单明了。我父亲也开始学它，却学得糊里糊涂。于是我开始向他解释。我从来没想到他的智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有点失望。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某些方面，我已经超过他了。

父亲的爱

艾尔玛·邦贝克

     爹不懂得怎样表达爱，使我们一家人融洽相处的是我妈。他只是每天上班下班，而妈则把我们做过的错事开列清单，然后由他来责骂我们。x;E9p$
     有一次我偷了一块糖果，他要我把它送回去，告诉卖糖的说是我偷来的，说我愿意替他拆箱卸货作为赔偿。但妈妈却明白我只是个孩子。ai
     我在运动场打秋千跌断了腿，在前往医院途中一直抱着我的，是我妈。爹把汽车停在急诊室门口，他们叫他驶开，说那空位是留给紧急车辆停放的。爹听了便叫嚷道：“你以为这是什么车？旅游车？”U*'N
     在我生日会上，爹总是显得不大相称。他只是忙于吹气球、布置餐桌做杂务。把插着蜡烛的蛋糕推过来让我吹的，是我妈。r:-@
     我翻阅照相册时，人们总是问：“你爸爸是什么样子的？”天晓得！他老是忙着替别人拍照。妈和我笑容可掬地一起拍的照片，多得不可胜数。}
     我记得妈有一次叫他教我骑自行车。我叫他别放手，但他却说是应该放手的时候了。我摔倒之后，妈跑过来扶我，爹却挥手要她走开。我当时生气极了，决心要给他点颜色看。于是我马上爬上自行车，而且自己骑给他看。他只是微笑。ZL  我念大学时，所有的家信都是妈写的。他除了寄支票外，还寄过一封短柬给我，说因为我没有在草坪上踢足球了，所以他的草坪长得很美。*?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他似乎都想跟我说话，但结果总是说：“我叫你妈来接。”D4
    我结婚时，掉眼泪的是我妈。他只是大声擤了一下鼻子，便走出房间。我从小到大都听他说：“你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回来？汽车有没有汽油？不，不准去。”爹完全不知道怎样表达爱。除非……@)_+
    会不会是他已经表达了而我却未能察觉？

瞬间的永恒

克雷格·诺瓦

    我在教12岁的女儿学用假蝇饵垂钓。这通常既有趣又安全，可是也有些危险的节骨眼儿，不到你真正遇到困难不会显露出来。譬如对付涨潮和湍流就是，我教女儿时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我们俩先从抛钓丝学起，开始时在草坪上用一段纱线代替假蝇饵。没多久工夫，她便能抛一根相当长的钓丝了，我还教她如何缚结钓饵。 

    早春时节，我最中意的那水塘便有蜉蝣出现。这种小昆虫长着一对灰色透明翅膀，令我联想起丝纱；身体略呈紫红，正如树林开始长出嫩叶前那种春季特有的绿色。为把这种颜色搀入人造蝇饵，我在用来充作蝇体的狐皮中加进一点紫毛。此外，我又买了些澳洲袋鼠皮，取一块放在炉上锅里染。 

    染的时候，我站在锅的一边，女儿在另一边。这时她突然问我：“爱的滋味是怎么样的?”问的口气坦诚率真，宛若在问我水里什么时候会有白色的蜉蝣。 

   “有各种各样的爱。”我回答。 

   “譬如说?” 

   “嗯，你可能会热恋。”我说。女儿望着我，玩味这话的意思。我接着说：“还有别种的爱：你可以爱朋友；你会同某人结婚，白头50年，到那时候，感情会与求爱之初大不一佯，甚至变得更强烈，爱的种类多着呢!”

 “哪种最好?” 

    我用长叉把毛皮从锅底撩起。我们倾听染液流下。滴回锅里，声音似乎代表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女儿对未来期望的绝妙结合。 

   “我喜欢那种历久不渝的爱。不过，我想，你必须自己决定。” 

   “我们春天去钓鱼，是吗?” 

   “当然去的，一定去。要去的，宝贝。” 

    一场关于爱的讨论就这样微妙地同捕钓鳟鱼混作一体，给我留下许多问题。我教女儿蜉蝣和五彩虹蹲的习性，真正想要向她传达的是什么? 

    当我想起我去垂钓的那个沿岸水很深的狭长池塘时，答案突然出现。塘边岸上有棵苹果树。到蜉蝣出没的季节，水面映出树上花朵的倒影。鱼儿浮上来吞食蜉蝣，使池水微起涟漪，有时则泼刺跃出水面溅起水花，落下水时，水花四溅。我于是投下蝇饵，在那些有鱼浮上的地点垂钓。 

    在这个特别心爱的地方，我度过了多少个愉快的下午。我仿佛是存在于时光之外，但同时又会留下某种回忆，些许透人心头深处的亲切感。说我此刻心境悠然自得，倒不如说我身心舒畅，生意逢勃，满怀兴奋。我想到故世的父亲；我虽是孑然一人，却绝不孤独。

我想，我试图传达女儿的正是这么一个时刻。但愿有朝一日，她站在这同一塘边抛下钓丝时，也会想起父女一起染毛皮、一起讨论爱情之夜。如果运气好，在她想得出神时，她会看到塘边有鳟鱼浮起。 

父亲的手提箱（节选）

帕慕克

父亲在去世的两年前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他装作以前那样轻松玩笑地要我在他走后再看，这个“走”当然是说的是他死了以后。　
　　他说：“翻翻就行了。看看有没有对你有用的东西。或许在我走后你可以挑选一些发表。” 　
　　说这话时是在我的书房里。在四面全是书的墙的包围之中，父亲想找个地方放下箱子。他左右徘徊，就仿佛一个想把自己身上的痛苦的负担赶紧卸下去的人。最后，他悄悄地把它放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那真是个有点尴尬却又难忘的时刻。但随后我们就恢复了常态。平常的轻松，俏皮和嘲讽性情立刻显现出来。我们照例聊了些家长里短，土耳其的政坛丑闻，还有父亲一直没有起色的商业投资，说这些时我们一点都不伤心。　

……　

看着那箱子，我觉得父亲在他写作的那些年里可能也发现了这些乐趣：我不应该对他预先判断。我很感激他。不管怎么说，他从来不是一个呼来喝去，惩罚不分的平庸父亲，而是一个让我自由选择，对我表示最大限度的尊敬的父亲。我常想，要是我当初偶尔能对父亲谈谈我的想象该多好啊，不管是放肆的还是幼稚的。因为跟我其他朋友的童年不一样，我从来没怕过我的父亲，我有时还认为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作家就是因为我父亲当初就想当作家。我必须要一颗容忍心来阅读它——看看他在旅馆房间里究竟写了些什么。正是带着这种希望，我又走到了那个箱子跟前。它还静静地立在父亲放置的地方。我全神贯注地通读了几本手稿和笔记。我父亲写了些什么呢？我记得有一些是巴黎旅馆窗外的景致，几首诗，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分析等等……我写作的时候就像一个出了车祸的人拼命要回忆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却又害怕会记起太多的可怕场景。在孩提的时，我父母一到吵架的边缘——就是他们相互不说话的时候——爸爸就会打开收音机来调节一下情绪，而音乐就会帮助我们很快地忘掉不愉快。　

……

在把箱子留在我办公室后一个星期，父亲又来看过我一次；一如既往，他给我买了巧克力（他忘了我都48岁了）。也一如既往，我们聊了些生活，政治和家庭琐事。后来他终于看到他放的箱子被我移动过了。我们就互相看了看，陷入了尴尬的沉默。我没说我打开了箱子，看了里面的内容，相反，我只是把视线移开了。他立刻明白了。就像我明白他明白了一样。就像他明白我明白他明白了一样。但所有的明白就在几秒钟之内明白了。因为父亲是一个快乐，懒散但却对自己有信心的人；他只是照例冲我笑了笑。当他离开时，没忘记把他作为父亲该说的赞扬鼓励之词又重复了一遍。

我也同往日一样，注视着他离开，无比羡慕他的快乐，无忧无虑和处世不惊的脾气。我也记得那天我心里有一小会儿的窃喜让我感到羞耻。那是由我感觉到我生活上可能过得不如他舒适的念头引起的。可能我不如他过得快乐，自由自在，但我献身于写作了——你明白……我为自己对父亲有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在所有的人中，父亲从来没让我痛苦过——他完全让我自由发展。这些都让我们想到写作和文学是和生活中中心的缺失，和我们的幸福与负疚相联系的。　　

我的故事同时也相应地提醒我那天还有一件事让我更加内疚。在父亲把箱交给我的二十三年前，在我决心放弃一切把自己关起来去当一名小说家四年之后，就是我22岁时，我完成了第一部小说《杰夫德贝伊与其子》。我用颤抖的手将打印稿拿给父亲看，想听一点他的意见。这并不仅是因为我相信以他的品位和智慧，或是他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还因为他不像母亲那样，反对我成为一个作家。在这点上，父亲远比我们有远见多了。我迫不及待的等着他的消息。两个星期之后他来了，我跑过去把门打开。父亲没有说任何话，只是张开手臂给了我一个拥抱，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非常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有一会儿，我俩陷入了那种由于异常激动带来的无言沉默。后来，等我们平静下来开始说话，他用了一种夸张的语言对我和我的处女作表达了他的强烈信心：他告诉我说总有一天我会赢得像站在这里接受这个奖项这样的无限快乐。

他说这话不是因为想用好听的来安慰我，或是把这个奖项作为目标来刺激我；他像所有的土耳其父亲那样给自己的儿子以支持，并鼓励我说：“总有一天，你会获得荣誉并成为帕夏！”许多年来，无论何时，他看到我都以同样的话语鼓励我。

我父亲在2002年12月去世了。

今天，我站在这里，站在给予我这无上光荣的奖项的瑞典文学院的同事们和尊敬的来宾们面前，我深切地希望此刻他就在我们中间。

每个人都有父亲，可以在每年的八月八日也就是爸爸节，叙说一番话。可是，这多半是小孩子的事，像我这样一个景迫桑榆的老年人，竟学小孩子娇声憨气的口吻谈爸爸，未免太滑稽。不过迫于记者先生的雅意，一定要我写几句，就写一篇来应应景吧。 

　　我和父亲虽属父女，承欢膝下时间并不算长。当我幼小时，父亲和诸叔同住祖父县署中，他们都在外面或读书，或各干各的工作，必到深夜始回女眷所居所谓“上房”者，那时我们小孩早已被大人赶上床深入黑甜乡了。翌日，我们起身，父亲又早已外出，一年中难得见父亲一两次面。所以我小时父亲所留于我脑中的印象，并不深刻。只知道父亲是面孔圆圆，身体胖胖，颇为壮硕的一个人。他见我们小孩从不正眼相觑，见女孩更显出讨厌的神色，别说提抱，连抚摸都没有一次。我们只觉得父亲威严可畏，从来不敢和他亲近，甚至一听见他的声音，便藏躲起来。 

　　及我稍懂人事，祖父替父亲捐了一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他把我母亲和二哥三弟接去，留大哥大姊和我于祖父母身边，一别便是五年。这五年里，祖父在外边为诸叔及大哥设立家塾，延师课读，祖母也在上房设塾一间，请一位名虽县署幕僚、实吃闲饭的老族祖、来教大姊三妹和我。读仅年余，族祖以老病辞去，祖母又叫一位表叔教我和三妹，因每日走读于外边，大姊便失去了读书的权利。 

　　父亲自山东回来，闲住祖父县署约一年，对我始渐加注意。他见我受私塾教育不及二年，居然能读聊斋志异和当时风行的林译小说，并且能胡诌一些五七绝诗，大为惊异，想加意培植。他每日拨出一二点钟的光阴，亲教大姊和我的书。古文用的是《古文观止》，诗歌用的《唐诗三百首》，后又加《古诗源》。他见我好读林译，凡有林译出版，便买了给我。记得《红礁画桨录》、《橡湖仙影》、《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录》、《十字军英雄记》都是那时读的。他见我好画，又买了若干珂罗版的名家山水，后来还买了一部吴友如的画谱。他对我益处最大的是，给我买了一部附有注解的小仓山房诗集。以后他又替我买了《杜诗镜诠》以及唐宋各名家诗集，我之为诗乃渐有进境。 

　　父亲教我姊妹为期也短，为的是他要出门求官，后来又在外做事，赚钱赡家。在家里和我们团聚日子少。父亲在前清也算有个起码的功名，就是进学做了秀才。以后想再上进，屡下秋闱，举人总没他的份。不久清廷废科举，再也莫想图什么正途出身了，想做官，只有出于纳捐的一途。父亲的资质原很聪明，无奈幼时所从村塾师学问太浅陋，教书每多讹音也多别字。父亲常说他曾见别塾一位老师教学生念苏东坡《赤壁赋》，把“水波不兴”，念作“水波不与”，“俛而笑”，念作“免而笑”，可见《镜花缘》唐敖等三人到白民国，见一塾师把“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念作“切我切，以及人之切”；“求之与，抑与之与？”念作“永之兴，柳兴之兴。”并非完全笑话。他所从塾师虽尚不至此，也高明不多少。那些村塾老师也算秀才出身，竟这样的不通，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 

　　我父亲后来自己苦学，我记得他从山东回来后，在祖父县署里收拾一间书房，每日限定自己点《资治通鉴》多少页，读《皇朝经世文编》多少页，写大字数张，小楷一张。他得意地说：“《资治通鉴》这部卷帙繁浩的大书，听说从来没有人能读个通编，我几年前便点起，便算已通盘点过。”父亲并非博学鸿懦，只写得一笔简练周密的公文文字。不能吟诗，也不擅为文，对中国文字却富于欣赏力。所惜者幼时为村塾塾师所误，若干字常读讹音。字典上注不出同音字，每用反切，他反了又反，切了又切，总定不出一个准确的声音来。我从前跟那位老族祖认字，认了些别字，现从父亲读书，又学了许多讹音，儿童纯洁的脑筋有如一幅白纸，著了污点再也拂拭不去。我后来教书，拥青毡五十年，误人子弟实也不少。这固由于自己读书未遇明师，在文字学上又未受严格的训练；但我国文字实也难学，音读变化之多，不可诘究，并且大都无理由可说。每个字都须师授或凭硬记，这种文字还有人说“最科学”，岂不侮辱科学二字？ 

　　我父亲还有一端短处，就是口舌太笨拙，学习语言的能力差，他一辈子在官场上混，连蓝青官话都学不会，满口浓厚的乡音。这当是由于我祖母的遗传。我祖母在江浙一带做了二十多年的县长太太，依然满口太平县乡间土话。我学习语言的能力也甚低，这双重的遗传定律真可怕！ 

　　父亲在山东候补虽未得署实缺，差委倒始终不断。后来那个对他颇垂青睐的上宪改调，他才回家。回来后坚持要远征云南，一则认云南是个偏远省分，官场竞争少；二则云南巡抚——或云贵总督，记不清——李经羲是安徽人，以为或会念同乡之谊加以提挈，谁知去未久便遇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又仓皇遁归。民国成立，他已无法做官，靠北平同宗的支援，做个公务员，所署多为?卡，所入也颇不恶，可是大家庭吃重的负担又开始压到他的肩上。 

　　我祖父生有七个儿子，除六叔尚在读书，庶出的七叔在安庆奉母另住外，其余均已成家并有子女，一家共有二十多口，加各房佣人和长短工共有三十多。都住在太平乡下祖宅里。二叔在外谋了一差，以儿女众多，家累烦重，接济大家庭也不过象征性。我父亲身为长子，自祖父去世，他必须独力挑担起这个家。想推辞也推辞不了。因诸叔动辄以祖父当年替他捐那个道员，花了万把两银子，这个帐非算不可为说。父亲只好按月汇款赡家。事实上，当年二叔就婚山东，祖父责成我父亲出钱办理。女方爱场面，大肆铺张，我父那笔捐官的钱差不多已花掉三分之二了。 

　　父亲每月汇家的钱，并不算多，各房又任意滥费，也亏得那时当家的我母亲，调度有方，宁可她自己一房极力节省，省出几文，总叫各房满意。这有限的钱，祖母还要克扣一部分，终日托人在外求田问舍，说为将来几个小儿子打算。人家来报，某处有几亩地，某处有一莲塘，出息均不错，某家有条怀孕的母牛，买下来不日便是两条了。她自己又不能亲自去察看，就凭中人三言两语成交。价款交了，契约也立了，她又认不得字，契上说些什么，一概不知，后来始发现大都受人欺骗。为的是秘密交易，无法声张，只有哑子吃黄连，苦在心里。 

　　民初几年，军阀混战，都市萧条，农村破产；但民间失业问题还不十分严重。这就是我国大家庭的好处。因一家几十口都靠较有力量的一房负责，一混也就混了过去。欧美人讲究独立，以依赖人为大耻，可是他们接受政府失业救济金又视为当然。中国家庭，身为长房或其他义不容辞的负责人独苦。欧美则全国纳税人流血流汗来供养许多好吃懒做的闲人，说起来，二五还不是一十。我说这话并非赞美旧式大家庭，我是这种家庭出来的人，深知其害，不过它在救济失业这一端，倒算替社会尽了不少的义务。我父亲不过是个平平庸庸的旧官僚，一生对社会毫无贡献，对维持这个大家庭勋劳却也不少，若如我上文所言，则也有功于社会。 

　　父亲对儿女，少年时并不知道慈爱，渐入中年，慈爱日深。他见我能诌几首诗，能画几笔画，更另眼相看，常说：“小梅是我家的不栉进士，她似禀有异才，前途不可限量。”于是逢人即夸，竟把我说成道蕴复出，清照第二，这也不过是他老人家“誉儿癖”太强，实际我又何尝能如他所称许之万一？但他虽非常爱我，基于当时重男轻女的观念，只自己随便教教，或买书让我自修，从不送我入学校念书，只把几个儿子送去京沪有名学校。我后来得入文风落后的安庆女子师范，还是自己拚了命争来的。 

　　我曾艳羡前辈女学人像曾宝荪、陈衡哲等早岁便能远游国外，接受高深教育，使我一生自嘲只是个“粗制滥造品”；但这也是各人的运命使然，能有什么话可说呢？ 

　　父亲在世时，我对他未尝有一日尽孝养之责，他晚年景况甚窘，我以已嫁未知接济，及闻他病逝宜城，始大悲悔而为时已晚，无法补救。今日写这篇短文对他老人家实在疚心无限。若有所谓来生，他老人家对我的慈爱和恩惠，只有来生报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