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王弼称“无”为“道”，其理由是：“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之曰‘道’”。这里的“由”是经由之意，指万物都顺从“道”而运动、变化。显然，这个“无物而不由”的“道”，就是指的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或最高法则。

 

在王弼哲学中与“道”意义相近的一个概念，是“理”。王弼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象》）这个“理”，是指具体事物（“物”）所具有的、使其无妄而不乱地运动变化的内在根据，即具体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

 

王弼肯定万物都各自己运动变化的规律，但是，他又认为具体事物的规律并非是无穷其多的，而是可以概括穷尽的。他说：“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论语释疑·里仁》）他这里讲的“至约穷”，就是指可以把广博的具体事物的理概括为一个（“至约”）。他把这“至约”的“理”称为“理极”，并说：“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同上）就是说，只要把握了“理极”，就能统御一切事物。显然，这所谓的“理极”不过是“道”的代名词，因为“道”是“无物而不由”的，所以把握了“道”，就没有什么事物控制不住了。“道”作为“理极”又叫做“至理”，王弼指出：“举其至理，顺之必吉，违之必凶。”（《老子注》第42章）强调必须按“至理”行事。

 

为了进一步阐明“道”是统御万事万物的根本法则，王弼还从动静关系和一多关系两个方面展开了论证：

 

首先，从动静关系来说，天地万物“运化万变”，是动的；然而，“夫动不能制动”（《周易略例·明象》），只能“不动者制动”，故“静必为躁君”（《老子注》第26章）。这个自己静止不动却能控制天地万物运动的“君”，当然就是那“寂然无体”的“道”。

 

其次，从一多关系来说，天地万物具有多样性，是众；然而，“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周易略例·明象》）。这个“治众”的“至寡者”（即一），就是“无”。王弼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无乃一。”（《老子注》第42章）正是由于“无”，万事万物才归于统一而不散乱。他更举例说明之，谓：“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老子注》第11章）

 

王弼的上述理论无非是要把以静制动、以寡统众说成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从而为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作论证，为封建的君主集权制度作辩护。

 

王弼认为，“道”之所以使能够使万物运动无妄而有秩序，就是因为它无私无欲；由于“道”无私无欲，万物亦无私无欲；万物皆无私无欲，所以它们都不妄动----“私欲不行，何可以妄？”（《周易注》无妄卦）王弼正是根据“道”与万物的这种关系，提出了“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老子注》第57章）的政治主张。依据其有关论述，他所谓的“崇本以息末”，有如下两层含义：其一，人民的“爱欲”、“多智”是“本”；“邪”、“淫”、“盗”、“讼”之类的致乱因素是“末”。所谓“崇本息末”，就是要常使民无知无欲，消除上述这些致乱因素赖以产生的根源；其二，君主是“本”，人民是“末”。人民的“爱欲”、“多智”，乃起因于治国之君。所谓“崇本息末”，就是君主欲常使民无知无欲，则必须先从自己做起，“绝圣智”、“寡私欲”，如此，人民就自然诚实质朴了。

 

同时，在王弼看来，正是由于万物皆无私无欲，所以它们才得以保全自身的。他说：“无求无欲，不犯众物”；“不犯于物，故无物以损其全也”；“无物以损其身，故能全长也”（《老子注》第55章）。从这里不难看出，王弼实际上是以他的处世原则来解释世界的。他目睹当时现实政治斗争中人们为了各自的私利而互相争夺、互相残杀的情形，深感生活在这种混乱的社会里谁都难以保全自身。在他看来，处在这样的乱世，想要保全自己而不受损害，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到不求于外，安分守己。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不犯人，则人亦不会犯我（这种思想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不成熟）。因此，当他带着政治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时，便很自然地也用这种原则来解释世界，认为万物皆无求无欲，则其彼此互不侵犯，故它们都能保全自己。

中国哲学讲座（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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