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狂思

 

杨玲先生近作有“静夜狂思”之文，今吾适于酒后读之，乃作此文以和之。

 

静夜狂思，或许是科学家的习惯？我却是惯于“酒后狂思”——是“酒后”而不是“醉后”，醉后则胡思而乱语也。

 

细想，酒后与静夜，一个是主观状态，一个客观状态。酒后的主观状态，是此时心可排除外来的干扰，而利于专心于自我的思考；静夜的客观状态，是此时心可无外来之干扰，同样便于专心于自我的思考。所以，它们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也说明，主观与客观是相互作用，且彼此相通的；有时，主观的作用与客观的作用，其效果相同。

 

杨玲说：“人对事实的描述，永远是客观和主观交织在一起。”（《静夜狂思〈2〉》）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正是因为人在描述事实时，客观无法摆脱主观的“纠缠”，所以为了追求尽可能的客观描述，就只能通过社会性的认知交往来克服个人的主观片面性。这也就是说，客观知识的客观性，并不是知识不受主观的影响而完全独立于主观的关系，而是知识受知识共同体的制约而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在后一种关系中，知识共同体内部的交往状况，决定着知识的客观状况：其交往范围愈广、程度愈深，其知识的客观性就愈强；反之亦然。

 

客观知识对于知识共同体内部交往的依赖关系，决定了客观知识的社会性、过程性和历史性。

 

客观知识的社会性在于，它是以知识共同体为主体的，而不能脱离这个共同体而独立存在；

 

客观知识的过程性在于，它是通过知识共同体内部交往而达成的，而不可能达成于这种交往过程之外；

 

客观知识的历史性在于，它是随着知识共同体内部交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不是超时空的绝对之物。

 

然则，以追求客观知识为本性的科学，它也必然具有社会性、过程性和历史性。这就决定了科学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客观知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的开放程度取决于科学共同体的开放程度，并且这种开放程度决定着科学的发展程度。

 

以是观之，中国科学之不发达或欠发达，实是根源于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开放程度较低。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唯有把中国科学共同体纳入国际先进科学共同体体系中，才能使中国科学彻底摆脱相对落后状态。

 

当今中国科学发展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大抵有三个：

 

一是，中国科学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联系过于紧密，导致其共同体在运行机制上具有行政化之特点，这使得科学共同体难以按科学交往原则（基本原则为“唯实”、“唯理”）来开展其正常的内部交往。

 

二是，中国科学共同体“吐故纳新”远远不足。“吐故”不足的症结在于，其共同体缺乏良性淘汰机制。这与中国政治共同体尚存“论资排辈”和形式上打破“终身制”实际上仍缺乏正常“能上能下”的淘汰机制深有关系。由于其“吐故”不足，自然连带造成其“纳新”不足；且以其“纳新”不足，更迫使大量科技精英人才脱离中国本土科学共同体，而流入发达国家的科学共同体，这不仅相对削弱了本国科学共同体的力量，更相对加强了这些发达国家科学共同体的力量，致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发展水平上相对差距越拉越大，从而使中国科学陷入越来越严重的“相对贫困化”之窘境。

 

三是，中国科学共同体内部关系欠和——不仅“海龟”与“土鳖”之间欠和，“新生”（新生代的科技人才）与“老生”（老一辈的科技人才）之间同样欠和。前者主要表现为“龟鳖相轻”，后者主要表现为“新受老压”。

 

以上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根本问题，其余两个均与此有内在关联。故中国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在于，应尽快促成科学共同体疏离于政治共同体，为实现科学共同体“自主创新”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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