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人相助的“贵人”在哪里？

武夷山

    美国创新卓越网站最近发表未来学家、咨询专家Tom Koulopoulos的文章，The One Key to Success That Nobody Teaches You（没人教给你的一条成功秘诀）。文章中讲了一段他的亲身经历：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拥有一家成立了5年的公司（博主：指Delphi Group），公司业绩极好。我决定以此创业经历为基础写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出版后虽然未能成为畅销书，但我很自豪。当时有一本进入有史以来最畅销书榜单的著作叫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博主：中文版《企业再造》200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我的理想就是也能写出这么棒的书。于是，我给该书合著者之一Jim（博主：指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詹姆斯.钱皮）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随信寄去我的书，书上签了名。几周后，收到Jim的令人怡悦的回信，他表示感谢，说出差路上会抽空读我的书。几年后，由于一系列偶然的事件，我有了与Jim见面的的机会，探讨如何与他的公司结为伙伴关系。会面之后，Jim打电话说，尽管两家公司结为伙伴关系还不太适合，但他确信今后我们会有机会以某种方式合作。

    又过了几个月，由于我的公司进入了Inc.500（全美成长速度最快的500家公司）榜单，有人想并购我的公司。我需要找专家咨询，就给Jim打电话，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与我见面聊聊。两人讨论后，我决定不接受购并，而要进一步让公司成长发展。随后的几年里，Jim成为我不可或缺的顾问和导师。最后，在他的协调帮助下，一家规模为20亿美元的技术巨头公司收购了我的公司。

    好了，我文章标题中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是写书，寄书给Jim，不接受第一次的并购要约，获得高水平的专家做顾问，还是最终将企业卖出好价钱？都不是。秘诀是：与某位愿意为自己开门的人建立联系。为我打开一扇又一扇门，对Jim本人并无直接的效益，但他做了。有时候我就纳闷，为什么他愿意帮助我，这显然（至少我认为是显然的）是单方受益的事儿？回顾我的职业生涯，其实我碰到过很多“Jim”：我高中的摔跤教练，我的第一个老板（后来成为我的公司的第一个风险投资人），我的第一个咨询客户（可以说我的第一笔生意基本上是他资助的），还有我如今碰到的许多人，他们有能力、有意愿为我打开的一扇扇门，靠我一己之力是根本打不开的。

     一定要记住，这些人不是从天而降的。你得主动伸出手去（reach out），就像我给Jim寄书一样。毕竟，从来没人说过，我们不可以自己选择导师，但很多人就觉得，不经过许可是不能自己选择导师的。多数人在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他们自行限制了自己去寻找能够为自己开门者并与之进行联系的机会。

    我的感悟是，我们都遇见过这样的潜在开门者，但并非我们每个人都珍视这样的联系，对潜在的导师付出应有的尊敬，庆贺自己在人生中遇到了贵人，并告诉他们我们是多么感恩。

    有朝一日，你也成了开门者。那时你就能体会到为什么那些高人当年愿意帮助你，其原因与你现在愿意帮助别人的原因一模一样：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看到别人成长和成功比你自己感受到成功能带来更多的满足感；最重要的是，你是有能力提供帮助的，那何乐而不为？

    博主：简言之，上文说的是，事业成功需要贵人相助；我们得主动迈出第一步，才会有贵人相助；当你成功后，成为帮助别人的贵人也能带来非凡的满足感和愉悦感。

    我对此文观点非常认可。年轻时不懂这些道理，但我一直是敢于reach out（迈出第一步）的。

    大约在1985年的一天，我在某期《读书》杂志上读到商务印书馆副总编高崧的文章，说“我国学术翻译后继乏人”。我立刻就给他写信，说我有志于学术翻译，能否给我一本书让我试译一章，如果质量不行，那就算我义务劳动，我不要一分钱的翻译稿酬，我的译稿仍可以给别人参考。于是，高先生约我去谈了一次，并介绍我给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主任武维琴老师。武维琴老师说，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的一本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让我翻译一章试试。武维琴老师将我的试译稿交给哲学编辑室的另一位资深译审老师审了审，那位老师提了少量意见，但译稿算是通过了。于是商务印书馆同意让我翻译此书。我对译稿全文推敲了至少三遍，呕心沥血。后来武维琴老师对我说，我的译稿质量不错，可以免去编辑工作。听了这话，我感到比喝蜜水都甜。此书是未经另一人校译就出版的，不是商务印书馆不认真，而是武维琴老师对我充分信任。这就是我独自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人工科学》（商务印书馆，1987）。

    一个尚未评上中级职称的非英语专业硕士毕业生，怎么就拿到了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学术名著的机会？一切肇源于我写给高崧老师的一封信，我的reach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