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物理在中国何其生不逢时！

中国理论物理之殇竟化为中国机械工业之幸！

“科学救国”不知是不是中国人对“科学”的最大误解？！

三、中国理论物理之殇

真像是小说情节，胡刚复和E. C. Kemble在哈佛研究院是同学，两人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经常成为哈佛大学物理系研究生Tyndall奖的竞争者。E. C. Kemble后来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量子物理学家，哈佛大学理论物理的鼻祖。而胡刚复回国后则高举物理实验大旗，成为将物理实验引入中国讲坛的第一人。这种巧合看上去似乎捉弄人，其实有其必然性。

   胡刚复本质上更贴近数理理论研究，事实上他在1913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时还在数学和物理两科徘徊了很长时间，选择物理和实验是他内心的一种价值观使然。胡刚复其实并不擅长物理实验，系主任T . Lyman对他的动手能力颇有几分微词，胡刚复在实验上失分不少，这也刺激他把物理实验作为物理学殿堂的第一绝技。他和比他低几班的师弟叶企孙相当完整地继承了哈佛大学物理系老派实验物理学家的衣钵，他们从哈佛取经回国后，与几位类似经历的物理学大佬一起在中国牢牢建立起了实验物理的传统。而Kemble则跑到欧洲取了新经，回到哈佛新起了理论物理炉灶，并大获成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与美国学术基础不一样，需求自然不同，做实验物理，“刻鹄不成尚类鹜”，坚持下去总会进步；搞理论物理，弄不好则“画虎不成反类犬”，搞半天一事无成，还被讥为“两脚书柜”。从价值观上说，实验物理与“科学救国”信仰有更多契合之处。不论从学术发展过程上还是社会现实上看，中国从实验物理出发都无可非议。

粗略地看，中国物理学萌芽时期有三条最深的发展的轨迹，一条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叶企孙和吴有训主持）培养栋梁之才，眼往上看的轨迹：稳定的教育经费、强大的师资、高质量的生源、以国家未来各学科领导人岗位培养为导向的高端设计；一条是燕京大学物理系（谢玉铭和William Band主持）心怀苍生，眼往下看的轨迹：稳定的教育经费，以宗教的热忱、服务大众的理想、进行有效的播种；第三条是北平研究院物理所（所长严济慈）的轨迹：打基础、辟道路，一心一意做研究，能做什么做什么。北京大学虽然是中国物理学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但从民国成立后20年间，一直为社会动荡和办学经费短缺所困，人心不稳，物理系主任像走马灯一样换人，难图发展。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由于主持人的学识和兴趣问题，成绩一般，其他机构更逊一筹。

抗日战争前六七年间，中国曾短暂地出现一股“学术独立”的思潮，在“科学救国”的大背景下，这一抹亮色显得非常绚丽。这里说的“学术独立”有别于蔡元培的语义，蔡元培喊“学术独立”眼里看到的是政治意义，“我不自谋，人家才来越俎代庖”，我们只有急起直追，达到学术独立，国土资源才能杜绝外人的觊觎。也可以说，这是“科学救国”论换了个马甲。随着一批后起的、训练良好的科学家取代以前的“具虚名无真本领，既不能研究又不能教书的科学老名家”(心理学家汪敬熙语)，而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后，对纯学术的追求形成了一定声势。这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科学家讲的是“科学精神”，对于什么是“科学精神”，竺可桢解释道：“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科学家的研究目的“一方面固然不是想制造飞机炸弹来杀人，但同时也并不存心要拯救人民于水火。他们的目的在求真理，是要认识大自然的真面目”。吴有训还给学术独立定了具体标准。

这股“学术独立”的思潮与上述物理学发展的三条轨迹有相当的重合度，抗战前六七年事实上成为中国物理学乃至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

1931年，北大的机会来了，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签订了一纸合作协议，共同出资作为“研究特款”。“研究特款”最重要的一项用途是高薪聘请“北大研究教授”，月薪400~600大洋，当时算是很高的工资了。王守竞作为首批“研究教授”被从浙江大学请到了北京大学，成为物理系主任。

王守竞长北大物理系，使中国理论物理的发展好像看到了一丝曙光，北京大学也似乎可以为中国物理学发展画出一条理论物理的痕迹，但实际情形并没有这么乐观！学生理论基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钱临照先生与王守竞有不少交往，钱先生告诉我，学生的程度让王守竞这种“绝顶聪明”的人物在人才培养上一时难以置喙。

   历史有太多的巧合，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王守竞的家庭有浓厚的“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情结，面对日本的侵略，王守竞“基于他自己内心的压力，觉得必须为国家做点实际的事情”（吴大猷语），1933年王守竞离开北大，加入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主持军用光学仪器厂，1935年奉调资源委员会，发展中国重工业，创办了中央机器厂，志在以自己过人的智慧，创造实业救国的奇迹。中国物理学的主流队伍从此失去了一位导师和旗手。

   1934年，中国“第三个念理论物理的人”吴大猷（第二个是周培源，吴大猷语）来到北京大学，但仅仅三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大理论物理的发展痕迹才刚刚起了个头，理论物理在中国何其生不逢时！

   北大在抗战前短短的几年时间，工作并没有白费，总算在本土上训练出了第一拨有一定水准的“理论物理学家”，其代表人物就是马士俊、郭永怀，但中国理论物理的传统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中国理论物理之殇！

   这笔账首先要算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身上。

   抗战时期，不仅公费留学政府要管，自费留学，政府也管，而且，从抗战开始，科学研究迅速由国家利益主导，抗战前六七年的“学术独立”思潮因此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好像再也没有花开二度！吴大猷后来说：“八年余的抗战，使萌芽的中国物理学夭折，至战后复员重拾起起来，损失者非‘九年’的时间，而系发展的锐气及持续性也”。

后   记

   《魏书·傅永传》载，皇帝赞颂傅修期，说这个人:“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意思是：骑上马在战场能击退贼兵，平时落下马又能作文书，即能文能武。陆游诗稿有:“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上马能击贼”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报国情结。“上马能击贼”也成为中国士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救国”是“上马能击贼”的现代解读，这个传统是中国科学的光荣呢还是不幸？“科学救国”不知是不是中国人对“科学”的最大误解？！

   王守竞创办中央机器厂，一开始的目标是研制航空发动机，后又考虑生产汽车，虽然因战事发展太快，计划落空，但却显示了王守竞的雄心和自信。

   余少川在参与编写《昆明机床厂志》的基础上，根据中央机器厂（昆明机床厂的前生）的档案资料，著有《王守竞》一书，详细记载了王守竞与中央机器厂在战时艰苦卓绝的工作。我们仅从一个实例管窥王守竞麾下中央机器厂的创造：战时汽油极度匮乏，中央机器厂竟能改造汽车发动机，使其几乎能用一切可以烧的东西跑起来，桐油、煤炭、煤油等等。王守竞有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钱，我什么都能做”。

   1944年3月，资源委员会在重庆举办了一次工矿展览会，李约瑟看到中央机器厂展示的蒸汽发电机、水轮发电机、煤气发电机、六缸狄塞尔电机以及五花八门的精密机床大为吃惊，李约瑟赞叹：“只要向中国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和科学人士提供所需的工具，他们就能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相媲美。”

中央机器厂炼钢炉

1944.3重庆工矿展览会

   中央机器厂后来成为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的一支骨干力量。中国理论物理之殇竟化为中国机械工业之幸。

   新中国成立后，王守竞供职MIT的林肯实验室，回归科研工作，1969年退休，晚年临摹苏东坡书法自娱，1984年6月19日在美国悄然逝世。

   我们终究没有看到中国理论物理学结出震惊世界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