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在教育上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除了他的学识外，他的人品和操守也发挥了巨大的教化作用，这又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

叶企孙的父亲叶景澐（字醴文，1856-1935）曾任上海敬业学校校长、养正学校校长、上海教育会会长，他熟读中国经典书籍，对天文历法有一定的研究。叶醴文1913年受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同年叶企孙也再次考入旧制清华学校，在父亲身边就读，在性格、为人处世原则，以及传统文化方面，叶企孙深受父亲的影响。 

叶景澐（1856-1935）

1905年初，叶企孙不足7岁时，母亲突然病逝。丧妻之痛使叶醴文积忧成疾。环顾膝下未成年子女，悲从中来，遂立下一份言简意赅的遗嘱。

1985年我以叶企孙先生生平为题作硕士论文。论文调研时曾在叶企孙冤案专案组的一袋文件中看到这份遗嘱，我在1988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对此曾有引述，后这份遗嘱不知下落。目前已出版的有关叶企孙先生的文集、传记均未涉及此遗嘱。探讨叶企孙先生为人处世，可以发现这份遗嘱有着深刻影响。

叶醴文遗嘱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

悲愁贫病，相逼而来，境遇之艰，于斯已极。恐疾亟时不能言并不能执笔也，爰书数语，以告后人。绩基眷三儿其敬听之：

吾子孙勿吸鸦片，吾奉耶教，勿奸淫，勿赌博，勿饮过量之酒，勿贪不义之财。（这一节是行为准则）

凡人涉世，以泽友为要。得一贤友，受益不少，得一损友，受累最多。（这一节是交友之道）

诸葛武侯曰：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这一节是治学之道）

洪北江曰：行己莫如俭，待人莫如恕。俭则无求于人，恕则无忤于物。（这一节谈为人处世：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与世无争,安之若素）

吾死之后，勿用僧道，勿用音乐，勿用铳炮，勿用执事，勿用扎彩，凡但饰外观，毫无实际者，一概除去，饮食全素，惟请知宾数，可酌加鱼肉。吾子孙能世世遵守，吾目瞑矣。（从这一节可以看出父亲不事繁文缛节和陈规旧俗，倡导唯真求实）

《礼记·大传》一篇，乃礼经大义也，熟读深思，可悟保种保教之道。

遗嘱中“绩基眷三儿”是叶醴文三个儿子：叶鸿绩、叶鸿基、叶鸿眷（即叶企孙）。这份遗嘱的特别之处是无涉财产器物，惟重修身治学。

遗嘱引用了诸葛亮、洪亮吉两位先贤晚年写给儿子的训诫家书。中国传统文化修身、齐家的思想体系，孕育了不少流芳久远的家教、家训类文字，成为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无形资产。诸葛亮这篇《诫子书》2016年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学语文课本，这篇曾作为叶企孙修身治学行为准则的教材当在新时期继续发挥其训育作用。

纵观叶企孙一生言行举止，为人处世，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份遗嘱的影响。

叶醴文注重的《礼记·大传》是记祖宗人亲之大义的篇章，宣扬以宗法制度维系家族繁衍；圣人治国自人道始，宜遵循治亲、报功、举贤、使能、存爱五条准则。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封建宗法制度日渐式微，但举贤、使能这些原则仍被社会视是领导者的美德。叶企孙后来担任学术机构领导人，留下了不少举贤、使能的佳话，比如先后推荐吴有训先生代替自己出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接受没有大学学历的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任教等。

叶企孙髫年失恃，父亲苦志坚心，拒绝续弦，独自承担育儿全部责任，他对叶企孙影响至深。叶醴文存世文字资料甚少，这份遗嘱让我们得窥他的品性和价值观之一斑。叶企孙兄弟三人在父亲去世时曾撰述《先考醴文府君行述》，文中描述父亲“研学虑事悉务精实，生平言语动作不苟于取合，进退必以礼法自持。……设塾授徒二十四年，亦不专以帖括教人，于修身治学之道，指示甚多”。这段话刻画出了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兼具求真务实作风，不猛而威的文士形象。

父亲言传身教养成他了沉稳持重的个性，严谨务实的作风，以及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操守。这些品质对于一个学术领导人而言，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