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骨髓悔捐，立法应有作为

刘长秋  

　　不久前，急需接受骨髓移植的大学生吴某遭遇悔捐一事，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其实，在我国骨髓移植实践中，捐献者临时退出而置受捐者于危险境地的情况不在少数。对悔捐行为，不少人都指责悔捐者，甚至扣以“间接杀人”的帽子，却少有人从法律层面上做更为理性的分析。

　　笔者以为，骨髓捐献者悔捐在我国有深刻的立法原因，立法保障及激励方面的不足更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从伦理上来说，人有救助他人的权利，却并没有救助他人的义务，尤其是在这种救助可能会对施助者形成健康风险的情况下。法律作为伦理的底线，只能倡导和激励人们行使自愿救助他人的权利，并尽可能地为鼓励人们行使这种权利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撑，而不能也不宜将舍己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转化为强制性的义务。

　　在骨髓捐献问题上即遵循此律。骨髓捐献是捐献者对受捐者实施的一种舍己为人的行为，这一行为对于捐献者而言，只有“失”而无“得”。因此，骨髓捐献（当然也包括器官捐献、血液捐献、精卵捐献、遗体捐献等）是一种高尚的伦理道德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只能加以倡导和保障，并通过倡导和保障来激励人们自愿对他人施以救助。例如，法律应专门针对骨髓捐献者设立一定的保障机制，避免其由于捐献而给自己带来健康方面的损害，或在其遭受损害后及时给予救济；应加大对捐献者光荣事迹的宣传与褒奖，使好心者至少能得到伦理道德的足够回报，等等。

　　在我国的医疗实践中，骨髓捐献者悔捐的情况之所以经常发生，与法律对于捐献者保障的不力，存在很大关联。我国迄今一直都未制定骨髓捐献方面的专门法规，对骨髓捐献通常只能依据生命伦理原则来加以引导。而在伦理上，无论是骨髓捐献还是器官捐献、血液捐献，都只能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

　　这就意味着，骨髓捐献者对于受捐者并没有任何伦理上的义务，其捐献只能是基于其道德情操，且不会得到任何利益上的回报。而一旦捐献人由于捐献而致其自身出现任何损害，在我国目前尚无专门骨髓捐献法的情况下，司法者只能依据“自愿、无偿”原则判由捐献者自己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捐献者基于顾虑而悔捐，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我国有必要尽快制定并出台骨髓捐献方面的专门法规，以对骨髓捐献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做出合理设置。具体而言，立法在倡导并鼓励人们捐献骨髓的同时，更应为践行这种倡导提供制度支持。

　　例如，可以通过由政府给捐献者埋单投保，或设立捐献损害救济专项基金等方式，对因捐献而可能招致自身损害的捐献者提供救济，使骨髓捐献在伦理上的权利义务失衡，能在法律上得到及时有效的矫正，使捐献者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从而避免好人“流血又流泪”的情况发生，为人们更有勇气捐献骨髓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这是减少悔捐并激励捐献的必然选择。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东方早报》2013年2月4日，第A23版，发表时做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