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清华美术学院的硕士考生中，一位绘画成绩位居第一的学生，却因英语和政治各差一分落榜。当时的博导陈丹青向学院通融未果。此后一年，这名考生在北京租房，专攻英语和政治，翌年再考，还是专业第一，政治过关了，但英语仍未及格，依然被拒之门外。陈丹青说：“我不想怂恿她考第三次，对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这样的考试是不折不扣的荒谬和侮辱。”比较讽刺的是这名考生到英国读了硕士。

说起招生制度，陈丹青愤慨不已：“专业前3名的永远考不进来，由于英语达不到那个分数，因此他们的画形同废纸。我们不能单凭英语分数就把一个孩子粗暴地拒绝在门外。”而就在1978年，陈丹青自己曾以英语零分、专业高分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陈丹青不仅不认同考试制度，不认同教学大纲，不认同排课方式，不认同艺术学生的品质以“课时”与“学分”来衡量，他认为人文艺术教育不应该以英语和政治考试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

陈丹青说，我不想再玩了。2004年辞职离开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他后来撰文痛批艺术学院讲“量化、管理、科学、科研”，使人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扼杀了艺术创造力，并声称自己不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陈所批评和痛恨的这套东西目前正主宰着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即使是像艺术学院这样讲究艺术和灵感的地方，用陈的话说，学校和老师的头等大事也必定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之类。陈将之称为“学术行政化”。只会以外在的量化标准来自我评估和看待同行。已经完全失去了学术品味和学术价值。

陈痛批的现象，在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在教育的现阶段，教育行政管理者与学生个体对教育的理想追求已经由最初的统一逐渐分裂甚至异化成了严重的矛盾对立，教育行政管理者的理想追求与学生个体的理想追求存在着显著的矛盾差异，双方都束缚局限于自我的立场与角度，以自我为出发点，相互提防，缺乏信任，教育行政管理者象警察抓小偷一样对待学生，学生象老鼠躲避猫一样躲避教育行政管理者，双方无法真实理解与平等沟通，教育内部的裂痕自然逐渐加大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矛盾，是因为中国的学术量化标准并不能反映学生真实的能力水平，而且还挡了很多学者的道。两者之间的距离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接近，而是非常的遥远，就象地球的南北两极一样超过“十万八千里”。

教育行政管理者希望一切教学行为围绕着某个标准而转，看上去是为了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其实那也是对学生个体生命利益的最大伤害，公平与效益之间的巨大矛盾，使得有了公平的标准，但却丧失了真实的能力，这样的公平有何现实价值与生命意义可言？而且一味适应体制的教育，走向庸俗化是必然的。

为什么提倡教授治校？让教育问题由真正的学者说了算？因为学者比我们更懂得一些学术标准的真谛，更能做好公平和能力之间的平衡，而不是一味的去适应标准。为什么很多做科研的更看重同行评议，而不是看某人在哪儿发了什么论文？理由其实都差不多。看李明阳老师的置顶文章，很多问题解释的确实有道理，但是我感觉李老师对“学术行政化”的认识还是不够，也许中国在追求一种更好的、更精致的行政化道路，我也希望早日看到变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