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一次讲演中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让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杨振宁先生的这句话造成了轩然大波，但一些反对者的“义愤”多于说理，也没能拿出什么有力的反驳。

可以说“文化的自我否定”，是很多民族都有过的现象。尤其是在近代开始落后的亚洲国家，这种现象更为严重，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都进行过类似的思考。可为什么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个国家对本土文化做反思的现象越来越少了？很简单，有些问题就是和文化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

每一种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同时被积淀为历史事实，成为后来的新理论产生的土壤。《易经》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集中代表之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两个不争的事实，把两者直接联系起来看似乎合情合理。但是，易经的思想体系中当真不具备产生现代科学方法的基本条件吗？如果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必须将易经基本的方法和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做一个比较，然后才能去做出评价。

什么是易学？伏羲那个时代的人，创造了一种叫土圭符号，古人在地面堆土立竿以其影来表示日子。“圭”这个字本身就是堆土立竿之后再刻上记号 这个记号就是圭的象形字。人们很早就知道，日出日落之时，竿影很长、很远，无法做出记号，可以在日中竿影最短、最近时加以记录。我国处在北半球，当太阳在南回归线上那一天的正午时竿影最长，白天时间最短，当太阳在北回归线上那一天的正午时竿影最短，白天最长。竿影总是在这最长、最短两点之间来回往复地变化，这种变化的点正好连成一条直线，正显示着那条所谓的“子午线”。从竿影最长之日起，在每天的竿影所到之处插一小棍，插至竿影最短之日止，可插183根或182根。再从竿影最短之日起在每天的竿影所到之处插一小棍，插至竿影最长之日止，也可插182或183根。一个来回往复可插365或366根。正好是一个冷热寒暑变化的周期，就是一年。竿影最长之日为冬至，最短之日为夏至，也是年中。定竿影至半为春分和秋分，这就是四季，四季又可分为八节。

后来有人在阴影变化的区间画上记号，作为分度，并将阴影阳迹变成两个基本的符号，表示阴阳。用堆土立竿观察日影掌握阴阳变化的方法，远古人称为“圭”，后人称为“土圭”，由于圭分成八个段，又称八圭，用圭“卜”卦，预知寒暑，就有了八卦，后来发展成为了“易学”。

从易学的诞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先人是非常聪明的，易学的研究者通过观察、实验、记录、分析等方法，发现了更一般的自然现象和规律，并将其上升为理论。这和近现代科学的理念、方式并无根本区别。

当然，易学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因为易学的研究者并不满足于将易学局限于“太阳与地球关系”的领域，而是试图将这种关系引申为一种更为普遍的规则，成为所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般原则，易经的理论推广远远超出了日--地关系的领域，当然，这种超越还有更多的实验观测作为依据，具相当的合理性，具有进一步向前的追溯性，上升成了一种哲学范畴。

理论化的作用在于试图将通过局部观察获得现象作为自然界本身运行的普遍规则，作为一种已知的程式，在这个程式的定义域里，所有的事件都应按同样的规则运行，因此，只要按照这个规则就能预知更多事件的走向和结局。这就可以免去许多重复性的观察和实验，被作为了可以直接引用和利用的圭臬。

比较易经和近现代的一些科学定理，其区别仅仅在于它们是不同的抽象程度、一般性程度的经验或理论。

相比《易经》，近代科学的理论是更具可操作性的、更可靠的更具体的经验和理论。而抽象程度越高，离具体事实越远，就越不靠谱。对于易经的一些说法只能是不求甚解的、粗线条的、唯像的描述和猜想，不可能精确把握对象，只能做到大致合适。这些缺点正是易经的“异化”带来的。

试图直接从最基础范畴出发去解决具体问题的做法是一种早熟，由于缺乏丰满的内涵和坚实的基础，这种早熟只能宣布终结，封闭了进一步探索的冲动，并且把它用在了太多的地方。正是这种早熟成为了固步自封、制约现代科技萌发和成长主要原因，《易经》应该是文化早熟的集中代表。早熟的科学必然要具有宗教的特征，自己封闭自己发展的道路，导致这个迷信一直延续到今天。事实上，任何理论和实验成果都只能是有限的，都不能作为终极的信条。

我觉得说的杨振宁先生说的很对，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说到点子上。而今天的一些中国人还在犯类似的毛病，只不过易经换成了别的东西，土教条变成了洋教条。我们说“态度决定一切”，如果易经不会异化，易学的研究者们不会想着去“解释一切”，玩易经的人们不带着崇拜的态度而是理性的态度,那么中国的科学史也许都会改写，一些在现代看来的“迷信”也不会延续到今天，历史总是这样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