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此文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现在终于成文，发在这里，供大家作为批判的靶子。

如果说不花国家的钱搞科研就是民科的话，许多学科的科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显微镜的发明人雷文.虎克，遗传学的开山鼻祖孟德尔，细胞学说的创立人施莱登和施旺，进化论的提出人达尔文，……哪一个不是民科。正是这些民科门开启了科学的大门，因为在西方世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出现时没有人看到它对未来人们生活的影响，只是那些上层社会有钱人凭自己的兴趣对一些自然现象探索根源，哪个政府也不可能拿出钱来支持这些公子哥们作这类科研。就是现在，追起来绝大部分科学研究课题也都是来自生产或生活的第一实践者，无论农作物还是林业育种的目标哪来的，不都是来生产的需要吗？！如果不是医学上许多病人需要器官移植，或者是在器官移植成功之前，克隆技术和多能干细胞的研究能有现在这么热吗？只有那些追热的人们，也可以说是科学上的追星族才只看到这类研究热，只看到现在成功的大家，我想那个大家、名人出生时也与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看不清真正的未来发展方向的人就看不见这些热来源于原来的冷。如果没有孟德尔当年在寺庙里种豌豆，默默地观察一代代豌豆性状的变化，从中发现了三大遗传定律，如果没有50年后摩尔根对果蝇遗传规律的观察和研究而重新发现孟德尔定律，能有现代的遗传学吗？能有现代的遗传工程和基因工程吗？当然也会有别的人发现，但发现者也决不会是现代意义上的官科，只能是民科，也绝对不可能一下就热起来。有人不是说我已堕落为民科吗？我可以骄傲地告诉这些更骄傲的官科们，我这辈子的研究本来就来自地地道道的民科。因为中药杜仲是树皮，而且历来都是砍树剥皮，致使杜仲资源日趋匮乏，到了上世纪70年代杜仲已成为稀缺名贵药材。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青岛药材站的一名青年工作人员与青岛中山公园的一位工程师一起植树劳动时聊起此事，听说70年前（当时）辽宁本溪一农民晚上偷剥了他租种地主的地上的一棵梨树的树皮，想使此树死亡不影响种地，结果树不但没死，当年还结了更多的梨。由此他们想到如果杜仲剥皮后也能活不就不用砍树了吗。他们两人说干就干，当时就将中山公园中的3株杜仲树剥了皮，这3株树竟然都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且都再生出了新皮。这引起了山东省药材公司的重视（这也是有识之士）），并找我们合作进行研究。就这个课题我研究了三十几年，至今后来人还在继续，这不仅解决了杜仲药材的缺乏，还保护了杜仲林。并使我们现在在木材形成机理的研究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开始时我们的实验基地就在青岛崂山，我开头的几篇文章的作者中都有这些标准民科人的名字。这绝不是作秀，而是他们的的确确参加了这些研究工作，甚至有几篇文章实验设计的最初设想就是他们提出的，那些想法植物学家是想不出来了的，因为他们的想法与剥皮一样都是违背当时植物学的认识水平的（根据植物学常识，树皮中的韧皮部是运输有机营养物质的，如果切断就会因根饥饿而引起树木死亡，至今国际上做剥皮再生研究的也不敢将树皮整圈剥掉），如剥皮后未再生树的植皮，除去树冠对剥皮再生的影响等，后来的去木质部再生则是研究生在做剥皮试验时突发奇想干出来的……我们听到后没有用植物学常识去否定他们的试验结果，而是先到现场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事实后就进一步设计实验研究新皮是怎么长出来的以及影响再生的条件等。这就是我的老师李正理教授教给我的做科研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就是靠这一方法和思路才一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将我们的研究一步步从纯形态学推进到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从在国内杂志发表论文逐步到国际杂志发表论文，开始投国际杂志时，对我们的新发现有的审稿人就是用一句“不可能”为由退稿，甚至有的就是以国外某实验室的数据与我们的不同来否定我们的结果。在国际会议上也逐步由只能张贴板报到小会报告，再到大会报告。现在已与国际上在木材形成研究的著名实验室都建立了联系。是民科成就了我和我所在的实验室。像我们这种具体情况可能有其特殊性，但就来自民科的研究课题的生命力来说又是必然的。再如，袁隆平当初在海南水沟旁发现第一棵野生雄性不育稻时也是地地道道的民科，就是这么一个民科不仅解决了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也为世界上解决饥饿问题送上了一把钥匙。当初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到国际杂志上发文章而被拒评科学院院士吗？到现在在许多大家眼里也没把它看成是科学大师。我认为袁隆平先生就是农学大师，王选就是计算机中文排版的大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科才是一真正的巨大的科研题目库，当然民科里面不乏那些吹牛、撒谎和骗子之流，可是官科中这些丑陋的东西也不少，而且其欺骗性更大。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慧眼，能不能从中发现那些真正具有创新的题目，更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放下臭架子虚心向民科请教，从中发现灿烂的宝石。不能将孩子与洗澡水一块泼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应该高喊一句“民科万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