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对我国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有关科研成果的报道很不信任。我就经常接到一些著名报刊编辑部的电话，自报家门后就先把我吹一通，几乎把我捧上天，然后就说根据中央或某部的精神要宣传我们的科研成果，开始时我还当回事听完，后来我不等他或她说完就问“要钱吗？不要钱可考虑，要钱一分没有，连考虑也不考虑。”马上他们往往就先解释一通，这种时候我往往不等听完就挂断。还有一些记者的采访，开头我都提出写好后让我看一遍，他们都满口答应，事后就没有了消息。甚至在网上还看到某报一篇报道保护大熊猫的文章中引了“我的话”,我根本就不知此事，而且我是植物学工作者，怎么能对大熊猫的保护说三道四。所以这次我与饶毅教授的辩论发生后，科学时报某记者在我博客上留言说要采访我，而且明知我在澳大利亚也要电话采访。我知道，电话采访后他们可按他们的思路和设计写文章，所以我就回E-mail说，由于我年老反应慢，有问题可用E-mail发给我，让我慢慢回答（这样就可避免他们篡改我的意思自编故事），此后就没有消息了……由此我想到在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中，申报者如果使用报章宣传的证明材料会起反作用，确实很有道理。所以当我收到Nature亚太通讯员David Cyranoski先生查证材料真实性的E-mail后激动异常，心想国际著名杂志就是著名杂志，对新闻的真实性是如此重视，事后我一定要写篇博文谈谈对此事的感受，让国内的记者们长长见识。谁知没过两天，我的激动就变成了愤怒，对他们用臆想出的材料为依据编出故事写出社论蒙骗全球科学家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了使中国的博友了解真相，我将其原文逐字逐句译成中文分段放在原文后，并在红色括号中用红粗体字加入我的评语，整个放在此文后供博友参考。

 

Nature杂志在我心目中是有着崇高地位的，虽然我知道它是把科研成果的新闻性放在第一位的，影响因子很高，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科研成果，也就是说新闻性差的再重要的科研成果也不可能发在该杂志。但他们对文章所描述故事的完整性和数据的准确性要求是很高的。时有报道说该杂志发的某文因实验结果无法重复而被编辑部撤销，我都把它们看成是杂志的高标准要求。但是12月4日该杂志就我与饶毅教授的辩论所写社论《中国的文化冲突》（Culture clash in China）（12月3日在线发表）的发表却让我大跌眼镜，也对该杂志近年为什么发了那么多的数据造假文章找到了更重要的原因—编辑部人员的偏见和自负，甚至还有种族歧视，对投稿人是有双重标准的，对第一次投稿的陌生人或曰小人物（特别是没有洋人署名的中国人的文章）是严上加严，近乎苛刻，而对在该杂志发过文章，特别是多次发过文章的人就可不加分析地一概相信，特别是符合主编口味的更是错的也要当成对的吹捧。《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文就是最好的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对社论所依据材料的造假手段之低劣一一剥开，供大家鉴赏，这样低劣的造假手段我不相信该杂志主编们看不出来，而是太符合他们的阴暗心理了，不但要用，而且还改了个吓人的大标题以社论发表。

 

《中国的文化冲突》，我对饶毅在北大生科院的一些改革措施提出批评和建议，由于我们间原来交流的少，彼此间不太了解产生了一些误会，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进行了公开辩论，怎么就成了中国的文化冲突呢？我们俩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都打着深深的中国文化的烙印。只不过饶毅到美国学习工作了多年，英文比我好了不知多少倍。而我是十足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只在国外工作了一年，到国外考察过几次。46岁开始学英文，现在仅能勉强读写，听说上患了严重的聋哑病。那么主编们把我们两个各归到什么文化呢？看一下社论对我们俩的介绍就可窥知一二。对我的介绍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名义上退休的教授、植物生物学家崔克明（在他的名字前有国家科技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及一些中国杂志的编委等一系列头衔）”，而对饶毅的介绍则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国际招聘的院长”，而且饶毅教授在Nature上发过多篇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当然是他们所熟知的。而我则是仅投过两次稿均遭拒，他们从没见过的一个陌生的中国人。我也按他们的逻辑做一下推理的话，那饶毅代表的是西方的先进文化而我所代表的是中国文化，按他们社论中给我戴的帽子，中国文化还是保守的守旧势力，而且预言了饶毅的胜利，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胜利。我之所以如此推理，还因为Cyranoski先生在查实信中还曾问过我是否与校长有特殊关系，还问我有什么办法对抗饶的改革（祥见我的博文《看Nature亚太通讯员查实的真相》），这一些表明他们还曾想找到我与中国官方的关系以证明我是保守守旧的中国文化的代表。大概写出来自己也觉得逻辑上不通（饶毅是校长聘的，校长怎么可能又支持教授反对自己聘的院长）而放弃了。但其用心还可隐约可见。那么我们俩辩论的实质是什么呢，我的几篇博文已表达得很清楚，几年来大家都在批评科技界的浮躁和急功近利，严重影响了原始创新的开拓性研究的进行，当我听到饶毅的一些改革措施后，感到是在保护这种环境，压缩原始创新发展的空间，所以就发了最初的几篇博文，后来又借饶毅公开答复中的一些表达不清或我认为不妥的,也是国内较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科学分析。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重视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的发展，为我国更多更大的原始创新的出现创造环境。这一点许多博友都看清楚了，从饶毅的公开答复和我们多次的交流及我对他的各项改革措施的了解，有些是我误解了他的一些做法，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讨论是正常的有益的。我认为在全国开展这样的讨论也是必要的。饶毅最近在给我的信中也说到“我相信你是为北大好，为中国好。所以，观点即使有差别，也不是问题。改革的具体措施，需要讨论，讨论可以理清一些事情，如果出现偏差，也可以纠正。你的有些观点，我完全赞同。有时候，原则和观点相同，但在应用这样的原则时，具体判断不一定都一样。”实际上Cyranoski先生最初拟定的题目《北京大学的公开论战（Peking University controversy）》还算切合实际，可能是主编将他的评论改成社论（editorials）发表时改成了这个吓人的大标题，可是太离谱了。不过却表露了想用他们的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阴暗心态，中国从来不拒绝外来的先进文化，但却对外来的文化侵略却深恶痛绝。

 

社论中对我的情况的介绍中除了植物生物学家这个头衔和在北大工作40多年的事实外可以说没有一句是真实的，全是作者根据他所编故事的需要杜撰出来的。社论中说“10月份，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与该院名义上退休的教授、植物生物学家崔克明（在他的名字前有国家科技奖励评审委员会委员及一些中国杂志的编委等一系列头衔）之间爆发了网上战争。”又说“崔在4年前就从北京大学退休，但却一直在这里维持着他的实验室。今年他想让他的副教授正式接管他的实验室。在中国这样的权利传递是普遍的，但他们被批评为教授在他们退休之后保持实验室空间的一种特权。”我在回答Cyranoski先生的查实问题中就说到“我是2006年2月退休，至今还不足3年，北大对教授的退休有明确规定，但并不完全一刀切。当教授退休时要将实验室交回所在院系。一般教授、副教授年满60岁退休，教授博导可到63岁退休，但如果退休时承担的国家重要科研项目（973项目课题负责人、863项目课题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没有结束可适当延后退休时间，我就是因为承担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和发展规划项目（State Key Bas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 of China，即973项目）没有结束，而延长至65岁退休的。我64岁那一年（2005年）又作为项目负责人申请到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这个项目需4年完成（至2009年12月底），按照申请基金时北大在申请书上的承诺，为完成项目提供实验室和主要仪器设备，所以保留我的实验室至今，到明年底项目结题后，即使没有饶毅的改革我也要交回实验室。”二者做一对照就会看出他们数据之假，我2006年2月退休，他们发社论是2008年12月4日（网上是3日），他们的算术就这么差吗？！而且说我是名义上退休（emeritus）的教授（这个关键的用词不知为何被中文翻译者改成了退休），我退休后拿的是退休金，没有了学校发的岗位津贴（比退休金高不少），只是从自己科研经费中拿点返聘费，去年国家规定涨工资时，也是按退休人员标准涨的，实验室不仅要像在职的一样交面积费，而且按新规定超标部分还要加倍交，教学照教，科研照做，论文署名照写北大生科院，这是名义上退休还是真退休？！而且只有在职者的义务没有在职者的权利，这是哪家的特权？而且被他们说成是中国教授普遍享有的特权，可是在生科院只我一人有“这一特权”（够条件），我想全校也没几个（我没调查可不敢像Nature那样编造数据），它的普遍性有来自何处？就是文中所说的我那些社会兼职也都已退下来。难道教授退休后连尽义务的劳动权也没有了吗？！

 

社论中还说到我们的讨论因为北大对此没有明确的政策而更加混乱，而且中国的大学校长和学院院长都在密切注意我们俩的辩论谁胜谁负。这些话更不可能有正确的数据支持，连我这最重要的当事人一方都是做做查实的样子，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能向每一个（或大多数）大学校长和学院院长查证吗？他们能到北大实地调查吗？就连我的博文被转载的事也无中生有的说被学生多次转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学生既然都可在北大BBS上看到，还贴到自己博客上干什么？这只不过是作者为了证明我们的辩论在北大引起混乱而杜撰出来的。请问当一个退休教授对在职院长的改革措施提出意见和建议时学校需要有什么清晰的政策措施？难道要对我这样的退休教授镇压吗？原来这就是你们成天宣扬的人权和民主，那还是远离中国为好，我们老百姓还要活呢！

 

社论为了证明我是反对西方文化的守旧保守的中国文化的代表，还把我们的辩论说成是正式报刊不敢碰的热山药，可是他们向被他们一向看不起的所有中国报刊都调查过吗？肯定没有，而且我敢断定，连一家报刊也没调查过。为了证明我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不文明，在社论中还玩起了偷换概念的诡辩术，我在博文中说过“甚至他还要凭自己的智慧决定那个学科陈古落后而将之淘汰。可是据我所知还没听说历史上哪个学科被淘汰了，而是向前发展变化了，小心走了当年苏联李森科的老路。” 这里我的意思很明白，如仅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判断一个学科是否需要存在，甚至对自己自以为了解实际不了解的学科下封杀令就会像李森科一样成为学伐（李森科实际研究的是植物生理学中的春化作用（vernalization）,却要去否定遗传学，从政治上打击遗传学家，学术上是学伐，政治上是政治流氓，不能简单地说他是用伪科学反对真科学）。当时我对饶毅还不太了解，这种说法是有点过头，但我说的是如果那样做就有走李森科老路的危险的警告，也就是说不这样做就没有这一危险。社论就说我将饶毅比成李森科，而且将此说成是“博客上也有可能出现不负责任的骂人”的例子。可他们自己却直接把我说成反对新规则的旧势力。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可以罗织罪名把我打成反对改革的旧势力，却把怎么做就会成为李森科式的学伐的警告说成是骂人，而他们自己却正是凭借着手中的权利在做着李森科当年做的事情。

 

整篇社论中除了说北大聘饶毅时有明确的文字协议一事我不知是真是假外，其他极少事实是真的。我们所有的辩论博文全部是用中文写的，而且Cyranoski先生在给我的E-mail中也说明我可以用中文回答他的问题，也就是说作者是懂中文的，在我们的辩论博文中从没有说到过我的社会兼职，文中为了说明我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还强调了我的社会兼职，这就说明他们是在中文网上查过，可是他们是专取所需，而不是不懂中文造成的失误。退一万步说，既然不能确定材料真假，为什么不能等收到我对其查证问题的回答后再认真修改了再发呢？为什么要那么急不可耐呢？只能说明他们是有意造假，否则收到我的回答后，作为一个严肃的杂志也应更正，可是他们没有。如果他们不是像我说的那样，最好地证明就是请一个中英文都好的中国人把我的此文翻成英文经我认可后发在你们的杂志上，我已退休，这一影响因子高的文章对我可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