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几个例子

 

 

昨天写议论中国科学院该不该做“国家队”的文章，今天不再说科学院了，换个题目，说说人才引进问题。这里就不学陈安无论事情大小都要长篇大论了（有的时候还要论若干次），下面就举几个例子。

 

所有的例子都来自我的母校。一个人的母校，从小学开始到拿到最后的学历，总有好几个。我这里说的母校是指我读博士的学校，全名叫做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坐落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位于华盛顿郊外。对于把美国名校排名倒背如流的学子们而言，这个学校可能比较陌生。它不是名校，在全美的排名，因为是第三档（third tier）的学校，具体的排名都看不到。后来US NEWS把前三档的学校（大约200来个）都合到一起称为一流学校进行大排名，我才知道我们学校大约排在140-150之间。

 

之所以啰啰嗦嗦念叨排名的事儿，我是想再次用事实支持一下我昨天文章里面的观点：分散型的体制下，没有一个单位能够网络各行各业的所有顶尖人才。相反，人才竞争于流动才是保持整个科研系统创造力的关键。我的母校，这么一个三流学校，也有美国一流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世界一流的人才。下面是几个例子：

 

1983年，梅森从弗吉尼亚理工（VirginiaTech）把那里的一个研究团队整个挖过来，团队的领头人叫James Buchanan，他的团队叫做公共选择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目前仍然在梅森。三年后，Buchanan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专业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这次人才引进，堪称大手笔，梅森赚了。

 

2002年年初，梅森又引进了一个经济学团队，这次不是从本州的学校，而是从亚利桑那大学引进的。团队领头人叫Vernon Smith，他的团队是搞试验经济学的。这次的引进更邪乎，几个月后，Vernon Smith也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估计亚利桑那大学的校长当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也是一次大手笔的引进，梅森也赚了。不过，2007年，Smith教授80岁的时候，他又带着他的团队去了加州的一个叫做Chapman大学的地方，梅森失去了一个大牌教授。

 

上面这俩人都是诺奖得主，说他们是世界一流不过分吧。下面再说几个人，我觉得也称得上是一流的学者，他们也是被母校引进后来又流动到别的学校的。

 

Francis Fukuyama，是个生在美国不会讲日语的日裔，他的日本姓翻译成中文叫福山。他是在中国很有名气的亨庭顿（Huntington）的学生。他在完成了给自己爆得大名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后，被梅森从兰德集团挖过来。在梅森，他完成了另外两部很有名的著作《信任》（Trust）和《大分裂》（The Great Disruption）。我在念书的时候，他是我们学院的椅子教授（Endowed Chair），很受学生爱戴。在我毕业的前一年，他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给挖过去了。

 

在学术地位上，美国的椅子教授大致相当于国内的特聘教授，一般比普通教授享有更高的荣誉。跟国内不同的是，美国的椅子教授一般是由个人或者团体的捐赠来付工资的，一般是捐赠的利息用来发工资，椅子要按捐赠人的意思命名，很多是人名。比如，福山坐的椅子就叫做Hirst Professor。而国内特聘教授的工资多半是政府的拨款。

 

福山走了，空出来的椅子由另一位明星教授坐上了，他是梅森从卡耐基梅隆挖来的Richard Florida。Florida是以他的创新阶层（Creative Class）理论闻名于世的，在梅森，他出版了《城市与创新阶层》（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和《创新阶层的迁徙：争夺人才的全球新竞争》（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两本书，为梅森带来了荣誉。Florida后来被多伦多大学挖走了。Florida空出的椅子，现在被一个名叫William Schneider的教授坐着。他是梅森从布蓝带斯大学挖过来的著名政治学者，我对他的领域不熟悉，就不多说了。

 

学术单位（高校、研究所等）互相竞争顶尖人才，好处是明显的。这种机制给了顶尖人才不断进取的动力，想提高自己的身价就得不断拿出硬通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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