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阅兵中展示那么多国产装备，确实让人十分感慨。父亲曾对我说，当年抗战时，他也想过当兵，后来又想报考兵工学校，最后上了中央大学物理系，但毕业后还是去了兵工署工作。父亲前半辈子跟兵工一直在打交道。

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在武汉参加了中南军管会下属的兵工局工作。后来调到沈阳兵工学校，再后来，沈阳兵工学校合并到北京工业学院，父亲就来到北京，我们也从老家来到北京。小时候，看到父亲编的一本讲义，名为《外弹道学》，当时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在说什么，长大后多少明白一点，是讲述炮弹出膛后所形成的弹道轨迹之类的事。前几年，在网上乱查的时候，发现北京理工大学还存有父亲编写的这本讲义。只是不知道讲义所述内容对于今天的火炮还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和意义。

我的外祖父兄弟六人，外祖父排行老三，他的兄弟老六后来定居广西柳州。六公公的一个儿子，我称之为小舅舅的，在五十年代中期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就是当时父亲任教的那个系，学的也是火炮与弹药。1959年小舅舅毕业，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是生产弹药的工厂。在齐齐哈尔，还有一个与之配套的军工工厂，是和平机械厂，是生产火炮的。当然，应该说建华厂是为和平厂配套的，或许更为恰当。

2005年，我去齐齐哈尔调研，分别去了建华厂与和平厂。在建华厂待的时间更长一点，在和平厂只是采访了厂里的一个企管办主任。在和平厂门前，有一尊雕塑，是当年毛主席给和平厂全体职工写的一封信，祝贺和平厂生产出新中国的第一门自产的火炮。

新中国的兵工事业，行进得相当艰难，但也一步一步取得逐渐积累起来了成绩。1981年，在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时，我到京工附中做教学实习，任高一年级一个班的副班主任。班上有不少同学，家长都是北京工业学院的教职工。或许由于家长的熏陶吧，有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也到军工部门工作。有一年，适逢中国兵工建立50周年还是60周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个有关中国兵工的知识竞赛。我在电视上看到当年京工附中我实习的那个班上，就有一个女生代表她所在的部门参加比赛。那时她已是一名现役军人，在兵工部门工作。

北京工业学院最早建院时是在车道沟，后来迁到巴沟，即现在北京理工大学的位置。原来车道沟的校址让兵器工业部下的一个研究所使用。而著名的兵工老人吴运铎就在这个所里工作。京工附中原来就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工农速成中学，就在这个所的旁边。我读初中时，学校还请过吴运铎给我们做过报告，那时看样子应该有五十岁上下吧。

从2002年，我开始对国防工业企业进行调研，主要是航空工业企业。在此之前的若干年，国家对于军工企业投入不多，军工企业都非常困难。我第一次去的011基地，也同样如此。企业拿不出钱来给员工开支，也拿不出钱来研发新的型号。后来好说歹说，从好几个银行贷款了几千万，才有力量研发新的教练机型号。第二年，去012基地，情况比011基地略好一点，因为他们那好歹有个运八型号在生产，而且有少量的出口业务。

2004年去了601所，军工的企事业单位的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苏-27的引进，给中国飞机的设计人员有很大的启发，国家也舍得花钱投入，国家武器装备的研发与生产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601所的研发人员干劲十足，明显地比前些年的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

2005年去齐齐哈尔的时候，建华厂与和平厂也只是刚刚走出低谷，但情况已经向比较乐观的方向发展。企业的困难还不少，职工收入还远不能让人满意。但企业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职工们也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大家的劲头都还很大，认为企业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2006年去西安到631所调研。他们是为歼10飞机做控制系统的。歼10的成功是我在2007年到成都611所调研时才有了更深的体会。所办主任和企管办负责人向我做了详细的介绍，让我了解到他们研发的不易和取得成就的辉煌。企管办负责人告诉我，当一个现役飞行员试飞歼10后，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是：“他妈的，这才叫飞机”，我听出了飞行员的兴奋与喜悦。

后来，国家对于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的投入逐渐加大，新的型号不断地被研发和生产出来，我们的国防体系不断完善，不断提高，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兴奋的事情。我们的大国重器，我们的杀手锏，一件一件地走上国防的前沿阵地，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心有顾忌，不大敢胡作非为，这正是我们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的目的。

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大家谈栏目的主持人说过，富国玩飞机，穷国玩导弹。意思是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对各种战机的研发和生产，而不太发达的国家则倾向于对导弹的研发和生产。依我看，其实发达国家对飞机的研发，更看重其进攻性，而导弹则更倾向于防御性。当然，我们现在也需要对飞机一类做更多的研发，即使是积极防御，也不能缺少飞机这条腿。但毕竟我们不打算侵略别人，这其实让我们的国防处于更加主动的位置，有更大的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