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管锥编》里评王弼注的《老子》。其中《老子》中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现在的解释是，大自然是没有感情的，它对万物都视同祭坛的贡品；老子理想中的圣人(不特指君主)也是不动感情的，对一切人都任其自生自灭。也有这样来解释的：天地是无所谓仁慈的，它不会因仁慈而有所偏爱，任由万物自然运作而不加干预；圣人不会因仁慈而有所偏爱，任由百姓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加干预。

这两种解释看上去区别不大，但毕竟也还是有区别的。有人也就此给出如下的解释：

天地没有性情知觉，所以并不有意识地善待或者恶待万物，而任其自生自灭。圣人也没有性情知觉，所以也并不有意识地来善待或者恶待百姓，而由百姓自己来管理自己。

不过，王弼在注这一段时说：“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刍狗也。”钱钟书根据《庄子》的理解，所谓“已陈刍狗”，表示无所爱惜。钱钟书认为王弼的注释有点望文生义。王注的意思是，世上万物如果没有现在生存的状态，就不足以承载世上如此之多的生命。大地不是为吃草的动物来生出草来，而是让这些动物自己来找草吃。大地不为人生长出狗来，而人自己也会吃狗肉。严复看到王弼这样的解释，就说“此四语括尽达尔文新理”，似乎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理论都包括进来了。这样的解释牵强吗？或许吧。

不过，钱钟书认为，王弼这样的解释有点像西方近代的所谓“目的论”（teleology）。在王充的《论衡》里，就有对这种目的论的反驳：“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认为这种说法并不通。近代西方目的论就有这样的观点：大海给人类提供可吃的鱼类，所以为了调味，海水里就有盐；西瓜之所以是圆形的，是为了合家大小围坐而食，显得很便利。猪生崽多是为了让人们用它们做出更好吃的食物，人的鼻子高耸在面部正中就是为了更好地佩戴眼镜。这些说法都可进入笑林。

对于“不仁”的理解，钱钟书说，“不仁”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冷淡凶残之意，一种是麻木痴顽之意，在《老子》这一篇里，所谓“天地不仁”，应当是第二种。《荀子》中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论衡》中也有天无“喜怒”之说。所以刍狗万物，是天地无心而不相关，并不是天地心狠而不怜悯。王弼的这句解释是对的：“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

《老子》其实认为，天地可以不仁，那么人间的圣人其实也可以不仁，即不应专门为了对人们施仁政而刻意去有所作为。这一点，老子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可谓大相径庭。儒家就是要施仁政的，而老子认为，刻意地去施仁政，完全没有必要。老子认为，这完全是圣人多管闲事，管得越多，事情就越乱，所以还不如不去管它为好。同时，圣人如果在主观上是想施仁政，但如果没做好，仁政就可能成为不仁，所以还不如不去刻意去施这个仁政。没有仁，就没有不仁，有了仁，才有可能有不仁。所以刻意施仁政往往会坏事。

老子的很多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为而治。而无为，在老子看来又是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如果没有无为，治大国就不可能如烹小鲜。有了无为，这才有了这样的可能。不知这个观点是不是正好契合了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潮。所谓小政府、大市场。市场能做的，政府就不要管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实际上，在发达的或者不那么发达的市场里，政府都是要有所作为的，只是作为的方向与素质是不是对头的问题。乱来肯定是不、行的，完全不作为肯定也是不行的。关键是如何拿捏好这个尺度。

老子所说的圣人，与儒家所说的圣人，也是有区别的。儒家的圣人，以尧舜为代表，而老子所谓的圣人，是指尽人之能事以效天地之行所无事耳。庄子说过，如果说圣人师法天地为多事，那么凡人不师法天地则得便宜，拿得起，放得下，这就是道家中庄子所独有的思想。

按照老子的设想，小国寡民是不需要仁政来作为的。如果真是小国寡民这种状态的话，老子的观点可能确实有些道理。但现今的中国不是小国寡民，而是大国众民，如果光靠无为，这就不那么好办了。

今天的政府管理也是一门大学问。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该管地应该怎样去管，不该管的应该怎样去放手不管，这都是不太好回答的难题。政府的功能主要还是要因势利导，不是强力所为。一个合格的政府，其实最根本的就是将民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去做他们愿意做、喜欢做和应该做的事情。对于那些有害于公众利益的事，政府当然需要某种强制措施，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仍然离不开从势上的引导。因为只有这样的引导，才会让民众明白他们自己到底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也会让民众明白不该做什么，以及如何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