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大学的情况，以前在其他博文中也都提到过，至于要不要再详细地说一遍，也一直在犹豫。既然说要写受教育的历史，这一段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可能与过去写的会有重复，那也顾不了许多了。

我在高考时，根本没报过什么政教系，但是，当别人都陆陆续续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自己这边还没有任何音信。于是开始绝望，于是开始颓唐。下班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胡思乱想。只是在这段时间，我的儿子出世了，所以还要忙这个孩子的所有事情，也没有觉得太过郁闷。

到了人家都入学之后，我觉得当年已经没有什么可能的时候，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给我寄来一封信，问我愿意不愿意到这里学习。如果愿意的话，就去面谈一次。虽然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政教系是干什么的，但是犹如在黑夜的大海中看到灯塔在闪耀一样，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去，当然要去。

四月份，我们这批所谓被扩大招生的同学，大约一共六十多人，都进入了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走读班学习。我们班年龄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的，年龄最小的是1960年出生的。我们都是报的别的专业的考生，但现在都进入到政教系政教专业来上大学。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有学上了，是好事，可是这个专业嘛，唉，不说也罢。这回算明白了，在政教系，就是学马列主义的。

厂里的同事反应不一。一起进厂的一个中专同学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专业的话，不去上学就是了。我心话说，不去？说得轻巧。这上学的机会多难得呀，而且我已经有了小孩，这次不去，以后还有机会吗？根本就不能确定。另一个老师傅说，学这个专业多好呀。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虽然我不知道老师傅为什么这么为我高兴，但毕竟这个的情绪对我是有正能量作用的。

大一时的一门主课是中共党史。讲课的老师近五十岁，挺能说的。虽然党史这种课的内容其实在文革中我们都有所耳闻，所以老师讲的内容很多都不陌生。但如果涉及到更具体的内容，其实我还有很多都不知道。只是当时一直怀疑，这样的课有必要上吗？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所以学习的兴趣几乎没有。但毕竟是要考试的，考试是一定要通过的。如果不学，或考不过，那后果很严重。所以，这第一学期的课就是这么懵懵懂懂、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过来的。

有一次上课，老师讲土改，说起土改中如何划分上中农和富农。老师就问，谁知道上中农和富农的标准是什么。我记得当年上初中时，在亮甲店大队劳动，听村里的回乡知青说过，好像农民的总收入中如果剥削所得收入的比例低于25%，那就定为上中农。如果超过25%，那就定为富农。于是我把我印象中的标准说了出来。让我意外的是，我说出这个回答之后，全班同学却哄堂大笑。我到现在也没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他们为什么如此大笑。后来我问过他们，但他们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后来有的同学一见到我，就对我说“二五减租”。这根本都是挨不上的嘛。

第一学期的中共党史课，期末考试是口试。就是抽两个题，一个大题，一个小题。然后准备二十分钟，再进入考场，回答老师。结果对这两个题，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概念，回答起来一塌糊涂。后来听到有同学说，本来老师要给我不及格，可是不知为什么，可能觉得我们年龄都算比较大的了，给个不及格面子不好看，或者还有什么别的考虑，结果就给了我个“中”。我觉得这就很值得我庆幸了。因为在期末考试前那一个多星期的复习时间里，我除了乱翻笔记之外，就没有什么系统的复习，整天就在家里看孩子。那时一无课本，二无讲义。可是别的同学学习起来特别认真，而我几乎就等于没摸着大学的门。如此成绩，也是罪有应得。

第二学期的课程就不敢如此怠惰了。最后期末考试是笔试。我得的好像是个“良”，或许继续是个“中”，我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了。可能还是个“良”吧。因为那个“中”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如果再有一个“中”，那印象应该更深刻。可是现在似乎没有更深的印象，所以可能就不是“中”，而是“良”。

后面的学习也是颇有坎坷。第二学年上的是哲学，两次考试都是“良”。第三学年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学期还是“中”。别的岁数小的同学觉得很诧异，说你这门课学得不是挺认真的吗，怎么又是个“中”。我说，我学这门课，肯定比学中共党史时要认真，但学得过程中也还是不够努力，不够认真，得此成绩也是报应活该。

后面的三个学期，就没有“中”了，好像还有过一个“优”，其余就是“良”。

大四的第一学期，我们去中学实习。我被分在京工附中。其实这就是我小时候住在车道沟的同一处地方。那时，北京工业学院就在此址，而当时北京工业学院下属一个工农速成中学。这京工附中就是工农速中的后身。后来北京工业学院搬到巴沟，文革后就改成北京理工大学了。

在京工附中实习，我们被分在高一年级。当时高中只上两年，高一的学生两年后就要高考。我们的班主任是个教英语的女老师。我们后来合作得一直很好。班上的学生成绩都不错，后来绝大多数都考上了大学，只要三四个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当年考上。高一年级的另外一个班的班主任是教政治课的老师，也是我们实习的指导教师。我有一次跟她闲聊，说起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后来在高中时考上了京工附中，就问指导老师是不是认识他。老师问了我这个同学的名字，听到后，老师很兴奋，说你的同学也是我女儿的同学。我赶紧问她女儿叫什么。老师说出了名字，我一下子就很兴奋。因为当年我们家还住在巴沟的时候，这个女同学家就住在我们家楼下。可是当年我对这位同学的妈妈完全没有印象，而这位老师对我们家特别是对我的母亲似乎还有点印象。老师说，她女儿文革中去了陕西插队，后来结婚后就调到华北油田。当时还没有回到北京。

实习结束后，就开始准备毕业论文。因为我们学的学科很多，每个人选择论文的专业都不一样。我想写哲学史方面的论文，带我们的指导老师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福建人，名叫王致钦。王老师跟我们几个报哲学史论文的同学谈过几次，最后我确定的是关于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方面的题目。跟我的题目相近的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后来论文答辩后，王老师觉得还不错，甚至还想请系里在毕业分配时让我留校。后来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其实已经分配完毕。我很感念王老师的厚爱。我不能说完全没有留校的兴趣，但是对于当时的学校还有一样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所以没有留校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而且，我的历年成绩都不太光彩，至少有两个“中”，而只有一个“优”。就这样的成绩拿出来，说什么也没有留校的可能。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回了原来工作的企业。而其他也是从企业出来的同学，有的因为表现突出，都分到了比较好的单位。当然多数跟我差不多表现的同学，也都分回到原单位。对这些同学来说，这里的所谓原单位不过都是企业上级公司，像我这样由上级公司再派回到原来上大学前非教育系统工作单位的，我们班上同学中可能就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