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第一堂课是《中共党史》，讲课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老师，姓陈，南方人。陈老师讲课很有激情，只是这门课当时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可是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也就百无聊赖地记着笔记。毕竟，陈老师的激情以及他的大嗓门，不太容易让我的注意力跑到别处去。有一次，老师讲到土改，在课堂上问到，有谁知道土地时，划分富农与中农的标准是什么。我依稀记得过去在哪儿听说过，于是举手回答：要看农民的收入中，如果有25%以上是剥削得来的，那就被划成富农，如果剥削收入低于25%，那就被划成中农。我讲完之后，全体同学都哄堂大笑。我一直不明白他们笑什么。老师倒是肯定我的回答是正确的。可是同学们为什么会笑，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不过，从那儿以后，有同学一见到我，就叫我是“二五减租”。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根本就不挨边嘛。二五减租是抗战时在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土改是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和解放后在全国的政策，完全两码事。不过，这个“二五减租”没叫多少日子，估计那些同学也觉得叫起来没什么劲，也就没人再叫了。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另一个姓陈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是讲的中共党史课。这位陈老师是上海人，复旦大学毕业的。她讲课倒是思维敏捷，声音不大，但也是很有激情。当时应该还比较年轻吧，我估计应该不到四十岁。那时这门堂一连讲三节。课间休息时，有同学找她问问题。有时候，有的同学在提问时，跟老师就讨论了起来，讨论得比较热烈的时候，学生先开始捋胳膊挽袖子，陈老师也下意识地挽起了袖子，我们在下面看的同学，都忍不住想笑。这场面实在太有意思了。

讲政治经济学的苏老师个子不高，但看上去很壮实的样子。他上课底气比较足，声音不算大，但一个一二百人的阶梯教室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在课上，有同学突然发问，说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人家也有很成熟的经验了，咱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为什么不能学着走资本主义，干吗还要另搞一套社会主义。苏老师听了，当然觉得这个问题不顺耳。可是他当时是怎么反驳的，我已经记不住了，但只记得他好像有点生气，连脸都气红了。说话也有点气粗。也许苏老师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问题，一时半会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为好。如果我在当时遇到这样的问题，估计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不过，到现在，我要是碰到这样的问题，还是能说出些道道来的。那时毕竟是三十多年前了嘛。苏老师后来是我们系第一个带研究生的导师，当时就是副教授了，后来也是很早就被评上教授了。前些年，我们同学聚会，还请了当年的老师，其中也有苏老师。这时苏老师因为患病，身体比当年瘦了很多。如果在外面见到，肯定认不出来了。

有一位讲西方经济学史的老师，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口音很重。他姓什么我也没记住。听他的课特别吃力。而且讲课时用的量词很奇怪。一支笔，他可能一会儿说一根笔，一会儿又可能说一个笔，一会儿也可能说一杆笔或者一管笔。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不过，由于这门课我听得太费劲，后来干脆就放弃了。

讲《反杜林论》的老师也是女老师，姓李，是四川人。她说话特别爽快，听起来不拖泥带水。所以她讲的课我还是能听进去的。后来她也给我们讲过一个选修课，是介绍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科学方面的。这门课对我影响较大，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也对这个方面有了兴趣。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王雨田老师也给我们开了这门课。王老师讲的更详细了。不过大学中的这位女老师毕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因此，还是非常感谢她的。

指导我毕业论文的老师，姓王，没给我们上过课。他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是福建人，但腿上有点残疾，走路不是太方便。不过，跟他交谈，发现他学问很好。为毕业论文的事，还去过他家。那时老师们住的都不好，王老师与他夫人住在筒子楼里的一间房里，也就十几平米吧。因为残疾，他找对象时条件就不可能很高。别的老师都找的是知识分子，他找了一个工人。不过两口子过得还比较和睦。我们毕业后，有一年我去看他，正好碰上他搬家，有乔迁之喜。看到他新搬的家，是楼房，宽敞明亮，房子面积比原来那间筒子楼的房子大了很多，很为老师高兴。后来我考研究生时，还是他指点我要报考原理专业方向的。这也让我最后能够考上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我们的英语老师姓邓，是位女老师。本来我们刚入学时，没安排英语课。同学们都强烈要求学校给排上英语课。后来就把邓老师请来了。我们的英语课是要按程度分班的。跟我程度相仿佛的同学在我们班上人数不多，其他的系也不多。这样学校就把中文、历史、政教三个系的同学编成一个班，由邓老师来上课。邓老师给我们最先讲的是《居里夫人》，这是一本书，不知道是不是经过简化。反正是阅读课，篇幅也很长，能讲一个学期。应该是到大二时，英语课最后要结束了，邓老师还组织一个舞会，让我们这个混合班的同学都来参加，算是大家一起告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