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式。小的时候，并不懂得什么是争论，小朋友之间有不同意见，除了各执己见，再急了就吵。吵的内容不管是什么，其实质就是“我对，你不对”。如果再停不下来，就该动手了。这当然算不上什么争论。

在上小学的时候，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争论，即使对于家长，对家长的某些态度再不满意，也不敢争辩。对于老师，一般找不出老师有什么不对来，这主要是指对老师讲的道理或者观点，当时做学生的，不太可能看出问题来。对老师不满的最多是老师的态度。即使不满，也不敢说什么。

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我背诵《王若飞在狱中》的一段词，是王若飞面对国民党法庭审判时，与法官的辩论。当时让我背诵，好像是作为一个什么话剧的台词来表演似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背那段词，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花一点时间就都能背下来了。可是后来即使在同学面前表演了这一段，其实根本不明白王若飞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再后来，读初中时，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苏共中央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中共就写了九篇评论文章来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这九篇评论中，每篇都有一两万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播完一次就得好几个小时。当时主要是由夏青和齐越来播送的。所以他们的声音真可以算得上耳熟能详了。其中有些话至今还有印象，比如从《红楼梦》里借用来的“银样蜡枪头”，我印象特别深。这是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争论，虽然对于争论的内容还是不那么了解，但是知道争论起来是得有的话说才行。

到了文革，文革中有“四大”，即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大辩论即使是大争论。北大的那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各个大中学校纷纷效仿，而不同观点的争论也就由此开始了。一般说来，支持写大字报批评本单位党委的，都是紧跟潮流的。而那些认为大字报的言论实在有些过火，对于党委不适宜使用这样的字眼的，则都是在一些干部和党员的支持下提出来的。我们接触这种争论就是从写大字报开始的。

等到红卫兵在各校都出现之后，学生之间的争论就更是家常便饭了。只要一开一些大会，就有不少同学走上台去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接下来的就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然后就开始了争论。到了后来，分成了两派，也仍然使用大字报或者广播喇叭来继续争论。这时，有的学生就开始模仿“九评”的口吻来写文章，讥讽另一派的观点和所作所为。而另一派则以更高声音的叫骂予以回应。这就是所谓打派仗。派仗打到最后，就成了武斗，这与争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参加工作之后，原来的同学成了同事，年龄相仿，经历相仿，所以共同的话语也就多些。当然也会有争论。这种争论没有什么学术性，但是好像都在模仿着让争论更有逻辑性和理论性。现在来看，恐怕都是小儿科，很可笑。可是当时的我们在内心里还觉得自己水平不低呢。

接触学术研究之后，争论也是免不了的。不过，我发现，现在的学者并不喜欢直接争论，倒是大家的研究都是各说各的。所谓学术研讨会，也许有研，但很少有讨。要么就是相互吹捧，要么就是各说各的。我一直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说，看到有些观点不对头，我如果觉得很有必要写一篇批评文章，那对我就是一件很振奋的事。这事我一定得弄明白，即使认为对方的观点不对，你总得说出你的道理来吧。如果有可能，也要挖一挖根源吧。不过，我的运气不好，有两篇学术批评的文章，就是找不到发表的报刊。人家什么也不说，就是不理你这个茬。面对这种情况，你说你愤怒吧，似乎不值当。你说你不愤怒吧，又显得特别窝火。当然，我这个人还算是想得开的。先是尽力找能发的地方，可能最后找到的地方不过是犄角旮旯，引不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是，这毕竟算是个地方，总比根本找不到地方要强一点。

实在找不到地方的时候，就利用课堂时间，在讲述相关问题的时候，把我对那种我认为是错误观点的批评讲出来。一般来说，我批评的多为名校的名教授，他们的名气尽人皆知。我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名气，所以才去批评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名气本来不应该让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观点。但是他们居然就有，而且同时也居然有名气。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对这样的组合体表达我的批评，而且是只能在课堂上，也让我不能够淋漓尽致。

学生们热衷的辩论赛，说实话，我不认为跟争论有什么关系。那只是一种表演。反正胜败并不以谁的观点是否正确为标准，而是谁更能说而已。从某种角度上，我以为这除了浪费时间，没有什么用处。如果要辩论，不如辩论一些实际上的问题。虽然不一定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的结果，虽然不一定会有什么胜负，但是对真实问题的辩论所起到推动人们思考的作用，远远胜过这种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