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想写过一篇东西，说是小说，还是文学类的东西，也不是太清楚。但是要写的时间段倒是很明确，是从1964年写到1971年。为什么要写这段时间，本来脑子里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后来一想。这一段时间恰恰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到林彪出事的那一年。这七年里，中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那九篇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文章中的最后一篇，即《九评》，是说关于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也提到如何防止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上台的问题。结果是，《九评》发表后，在各个中学都发起了一个让学生检查自身有没有受到资产阶级影响，会不会影响自己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运动。其实，《九评》中所指的接班人，指的是党的国家领导者的接班问题，跟那种一般的泛泛的接班人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似乎把整个一代青少年都跟接班人问题联系在一起了。

在那样一个运动中，青少年们都很真诚地检查自己究竟有没有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般的，都是说自己讲究吃穿方面的事情，这本来就算不上什么问题。而年龄稍大一点的，多少都跟男女之间的情事有了点联系。把这方面的想法、言论和行动都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范畴去了。今天看起来很荒唐，可是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

这个跟《九评》有关的运动，我不知道是只在北京有过的，还是在全国都有过。但是这的确是“文革”的一个小前奏，虽然跟后来的文革相比，这确实也算不得什么。但是当时那种肃杀的气氛已经让人不寒而栗了。

1965年，国家经济条件进一步好转，我们当时考上中专后，学校的伙食相当不错，而且每个人还能给我们发一些津贴费。但好景不长，转过年来，就爆发了文革。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最疯狂的岁月是1966年至1968年。1969年，我们进了工厂，虽然开始了正经的工作和劳动，但是厂里还在不断地搞各种运动。只是这种运动在我们看来，与文革初期的那种狂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这种小动作式的运动，搞得让人不胜其烦。

其间，又发生了与苏联关系紧张，甚至大有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我们就像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当时的我们心里也是朦朦懂懂的，也想不清楚很多事。当时毕竟还年轻，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忧虑的事。上班干活，干活挣钱，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一代人才突然感觉轻松了下来，好像是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或者说松了一大口气。我们不用再戴像章了，也不用天天早请示晚汇报了，也不用班前班后要天天读了。人们说话也没有那么多忌讳了。虽然后来也在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但这种运动大多数群众已经不再像文革初期那样热心了，即使心不甘情不愿地也有参与，但那多是应付差事。

如果从历史断代来看，人们把文革的历史算成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种算法也有它的道理。但是在我看来，1964年到197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为动荡的时期。直到今天，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对中国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恐怕也不是很容易弄清楚的。

之所以想写这一段经历，是因为我不但自己想通过反复的思考来弄清其中的一些问题，更是希望这一段历史能为后人有更为清晰的了解。也许这样的目的不一定能够达到，但是总是希望能够尽力而为。我不否认这段时期，我们有些事做得的确很荒唐，甚至很疯狂，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用荒唐和疯狂来理解这一段历史。历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复杂和深刻的。我们那一点点感知到底能不能真的让历史展现出真实的一面，我们也很难确定。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判断往往都是根据历史中的某些记载，但这些记载究竟是否准确，究竟是否完整，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展示给后人们的也只能是其中的某一点，某一段。我们至少不可能完整地展示这一段历史，但是如果后人们能够知道这其中的一点，也比完全一点不知道要好些吧。当然了，一点不知道就可能什么也说不出来。而如果知道的只是其中的片断，那么他们的评论是不是准确，这也就很难说了。反正世事就是这样，谁也不能指望把历史绝对准确地记录和展示出来。正如我们对于前人写的历史，我们能知道多少？我们知道的真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吗？想起当年考试时的那些历史题，今天想来是不是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