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朱的“每天一条负能量”让俺“见异思迁”，于是在“异端思想”的大海边上，俺也拾到了两粒无人问津的贝壳。

贝壳1：非国民待遇

昨天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两会特别节目，讨论“城乡差距如何逾越？”每一位专家及参与者的见解，从其各自角度来看，都有意义。其中有学者立场，有政府姿态，有切身体会。但“其貌不扬”的张鸣说的最后一句话：“不要老是政府去拉动，是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就可以了”，使得所有的那些高论“然并卵”。

我想这里张的“国民待遇”是指农民要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就是指人人平等。

给予所有人以“国民待遇”是历史上各种“主义”者都致力于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其过程中，是以牺牲一些人的“国民待遇”来换取另外一些人的“非国民待遇”，于是有了特权阶层。

国民待遇有物质的，还有精神层面，包括政治权利。

贝壳2：革命家指导社会

美学家朱光潜说过：学问是精神生命的成长。他眼里的学问是指纯粹学问。

与精神世界有关的纯粹学问要回答“人为什么要活着”等问题，它要替我们寻找与建立“精神家园”。

如何做这样的学问，历史上就有：“为学问而学问”、“为主义而学问”之争，前者不问应用、利益，后者以改造社会为目的。以功利目的驱动的“为主义而学问”后来极端为：“革命家指导社会”，其极致的表现为“停课闹革命”。

新中国告别革命，从1976年开始，已经40年了，但“革命家指导社会”还在大行其道，大学校园要领导教授“为学之方向”，要科技创新，工业领域要领导企业家“为富之手段”，要自主创新，总之就是要以创新引领社会，但唯独在政治体系，抱残守缺，要维护“非国民待遇”。

学问也好，社会发展也好，一定是由创新驱动的吗？按照“最后的儒家”梁漱溟的说法，两者都应该是问题驱动的，知识分子就是要问问题，并致力于解决问题，要做“问题中人”。

创新不能成为问题，它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以创新驱动代替问题驱动社会是典型的屁股指导脑袋的想法。

踏浪归来

大科学家牛顿将其“开天辟地”的成就比喻为一个海边小男孩捡到的石头和漂亮的贝壳，是好奇心驱动的。俺拾到的贝壳是受到人大教授张鸣文章《中国人为什么不敬业》的启发。张将“不敬业”的原因，在文化、心理层面归结为：中国人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心理严重。俺觉得这种“喜马拉雅之巅”还来自于：自我优越感，是“非国民待遇”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