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城往事（10）——革“命”

我在煤城的那所学校里，反党分子的帽子在领导的手里拿着，随时可能给带一下，批几句。那真的叫做走投无路，既要辛苦地干活，又永远不可能得好。

转眼到了1974年六月，应该毕业的学生就要上山下乡了，这些学生就是1970年刚建校的时候从小学升上来的那一届。当时，抚顺学生下乡的地方是抚顺所属的三个县——抚顺县、新宾县和清原县。而抚顺市第八中学的九个学生提出倡议，毕业以后去离抚顺较远而且贫穷的昭乌达盟下乡。

昭乌达盟过去是内蒙古的一个盟，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的东三盟分别划归东三省，而昭乌达盟则划归辽宁。学生愿意去昭乌达盟，当与辽宁当局开发昭盟的愿望暗合。但是昭盟既离家远，自然条件又差——“内蒙古，一天二两土”、“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等等都是当地人对内蒙古的传说，领导担心的是学生及家长不愿意去，现在有人带头主动表示愿意去，当然是再好没有的事情。在得到上面首肯之后，抚顺市领导表态，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愿望”。学生自愿到内蒙古草原去，这件事在抚顺有很大的影响，我校也有学生表示愿意去昭盟，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深思。

我认为去昭盟是我离开抚顺36中学的唯一机会，他们不让我调离，我下乡总行吧，另外，当时我也确实自信即使在乡下我也能做出很好的工作。在认真地考虑了几天之后，我做出了决定：下乡，去昭乌达盟，我不能窝窝囊囊地呆在36中学，为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破釜沉舟。

在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我只找了一个人商量，他就是学校唯一的科大同学段yc（另一位科大人沈zj因为照顾“夫妻两地分居”已经调回了天津），他听取了我的分析之后，表示支持我的决定。

7月9日，我正式向抚顺市委提出了申请，要求与学生一起下乡，并把申请书用大字报在学校张贴。抚顺市委文教组组长尹方接见了我，对我的“革命精神”表示支持，他说，市委正考虑由若干干部作为“知识青年带队干部”带领这些学生下乡，我可以作为带队干部下去。最早提出去昭盟的第八中学的那些学生在市委书记接见他们时也向书记表示，希望与我一起去昭盟。——我和那些学生谈过一次话，他们当然非常希望有一个“老师”和他们在一起。

在学校贴出了申请书，无疑掀起了轩然大波，学校里的各种人有各种说法，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胜利矿党委文教组组长找我谈话，通知我，矿党委不同意我去昭盟，让我死了这条心，并警告我，不许再去找抚顺市委。我当即反驳说，矿党委的决定是草率的、错误的，希望他们不要意气用事，要收回成命；至于去市委，是我的权利，腿在我身上，别人管不着。

后来得知，实际上胜利矿向市委反映了关于我的三条意见，大概意思是：第一，此人不安心教师工作，要求调动回家，作为带队干部不合格；第二，此人要求去昭盟的动机不纯；第三，学校工作离不开此人。其实，他们也实在不聪明，这第三条就把前两条都否定了，既然此人那么不好，为什么学校工作还离不开他呢？看来他们还是如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平面几何没有学好”。

8月中旬，市委决定，派六个人作为首批去昭盟知识青年的带队干部，一个是团市委的干部；四位是工矿的干部；一个教师，就是我。但是胜利矿就是坚持不放人。——这里有一个原因，即胜利煤矿归抚顺矿务局管，矿务局是与抚顺市平级的单位，也就是说，胜利矿不是抚顺市的下属单位。但是，他们也应当知道，在党的关系上，他们是要接受抚顺市委领导的，何况我还是一个市属学校的教师，他们只是代管而已。

8月17日，首批知识青年离开抚顺去昭乌达盟的翁牛特旗，在欢送会上，市委管文教的副书记华子杨接见了我，他对我说，市委同意我去昭盟。8月23日市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胡敏出面做了胜利矿方面的工作，胜利矿党委终于同意我作为带队干部去昭盟。

除了团市委的那位干部以外，其他的“带队干部”大多是单位做工作动员去的，答应了种种条件，走时单位开会热烈欢送。我当然没有这样的待遇了。不过，胜利矿表示对我可以同学生下乡一样，卖给我2元钱的木板，可以钉一个箱子。那位曾经被土枪打伤的学生知道以后（他因为打伤，休学了一年，所以仍然在读），主动帮我拉车买来了木板，因为木板还不干，所以只能草草的钉成一个箱子。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走了。

虽然我的“关系”仍在胜利矿，而且名义上带队干部只有一年的期限，但是，我已经决定，决不会回来了。野兽一旦离了牢笼，是再也不肯回去的。

1974年9月4日，抚顺市委派人送我们几个带队干部离开抚顺前往昭乌达盟翁牛特旗，我的四年煤城生涯结束了。我“革”了一次自己的“命”，新的“命”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前面的路，不知道在沙漠草原上还会碰到什么问题，但是我相信自己会有办法的。不管如何，这两个来月与胜利矿有关方面的“官司”是结束了。在车上，看着远去的抚顺，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煤城往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