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城往事（9）——从积极分子到反党分子

学校建立了两三年后，各项工作逐步走入正规，各科教师开始按教研组分开。物理、化学的课程名称也已经恢复。我们三个科大人建起来的理化实验室就成了理化教研组，当然，教物理、化学的教师都归了理化组。我虽然已经到教导处工作，但是，一有空仍然回到理化组去坐着。

学校的工作主要是教书，工宣队员们在学校里也就很清闲了。不过这些工人或干部大多数都还是不错了，他们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对教师们很尊重，只是帮助教师维持学校的秩序。

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在家里吃饭——我的家就在学校门外二十来米的地方，那天还喝了一点酒，一边看书一边吃，也没有菜。那工宣队长来我家串门，他大概是值班，没有事情，就随便走走。他说他吃过饭了，我也就不客气了，陪他坐着。他看我在看书，问我看什么书，因为那书有点破烂，不是新出的——当时除了政治宣传读物外也没有什么书籍——我猜想他大概以为我在看什么样的旧小说。那本书是50年代出版的古文选读。他看不懂，我就给他讲正好翻到的那篇。读一句，讲一句。那篇文章正好是《国语》里的《召公谏厉王弭谤》，说的内容是，周厉王暴虐而不让老百姓议论他，于是找人监视百姓，谁敢说他坏话就被杀，这样谁也不再开口，“道路以目”。大臣召公劝厉王说，老百姓的嘴就像河里的水，只能够让它流，堵上它不让流，最后就会决口。可是周厉王不听，最后被“国人”也就是“百姓”赶走了。

我看他听得很有兴趣，又给他讲了下一篇，是《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说自己的妻、妾和客由于爱他、怕他和有求于他，从而歪曲事实，说他比有名的美男子还好看。通过这个例子，邹忌要求齐王不要受周围人的蒙蔽，要广开言路、改良政治的故事。我说得口若悬河，这位工宣队长也听得津津有味。

这位工宣队长三十多岁，平时话不很多，实际上大概也并不想在我们学校这里闲置着。当时学校校长出缺，实际负责人是教导主任，一个老的“知识分子”，文革前就是第十七初级中学的教导主任，很左，很要求“上进”，但是总是升不上去。

由于前两届毕业的学生只有两个班和一个班，每年从小学升上来的却有八个班。学校从一开始的11个班发展到了32个班。教师数目也必须大大增加。73年春天，从抚顺师范学校分来了一些毕业生——名义上他们都是高中毕业后再上的师范学校。一位教化学的小王甚是用功，工作也积极。她对我们三个科大人很是崇拜，有问题就问我们。我们那个地方交通不方便，乘电车早一班就来得太早，下一班就很有可能迟到。她每天总是来得很早，办公室尚未开门，她就站门口读书。由于用功学习，她的学问长进很快，书也教得不错。但是，这位青年过于直率，学校领导买自行车作为“公车”（实际上成了个别人的私车），她就不满意，就去找领导提意见：你们买化学药品没有钱，买公车却有钱。半年的实习期过去了，师范毕业生要转正。转正前照例要工作总结。别人都通过了，包括那些常常晚来早走的，业务较差的，但是这位小王的总结却通不过，那位教导主任要求她重新总结，作自我批评。给他指出的问题据说是骄傲自大，而且态度不端正。我们无法替她辩护，因为这涉及转正，总结的时间就这几天功夫，过时不候。倘若发生争论，拖延过了这几天，不能及时转正，小王就还只是拿可怜的每月24元工资，转正了就是32元。这样，只能做她的工作，让她违心地再一次“端正态度，认真检查”，以按期转正。

学校人越来越多，也比较乱。许多教师不愿意在这个条件差、交通不便的学校，想调走。而他们的办法就是“泡”，晚来早走，常常请假，一直“泡”到学校同意把他调走为止。1973年冬天，当学期快结束时，学校的上级——矿文教组的组长来学校，每天下午学生放学以后开教师会，要“整顿”。

第一天，照例是领导讲话，总结成绩，指出不足，本人亦忝为党的积极分子之列，受到表扬。第二天，动员整顿。领导动员之后，要大家表态。一位天天背着粪筐上班、一路拾粪交公的教师首先发言，表示要响应领导的号召，认真总结、认真整顿。接着，我站起来说了，我说的大概意思是，学校存在的很多问题，根源在领导，学校领导首先应该做自我批评，而不应当讳疾忌医。我说，华佗说曹操有病，病在脑袋里，要拿刀切开脑袋，把虫子拿出来，曹操不愿意，把华佗杀了，曹操讳疾忌医，结果送了自己的命。我只顾自己痛快，数说领导的不是，把前些天他们批判小王时压下的愤懑之气都发了出来，一下子说了二十来分钟。别人后来跟我说，在我说话停顿的时候，如有一根针掉在地下，其声音都能听得到。据说，那位领导脸色铁青，与矿文教组长交流了些什么，不过我完全没有注意，照样夸夸其谈。我说完，据说有好几位教师被我的演说鼓动得蠢蠢欲动，也想发言。不过，还是领导有政治经验，立刻宣布散会。

第三天，临开会前，那位领导对我说，有一个教改计划，让我看一看，改一改，不必参加整顿会议了。结果，他在那边的大会上对我进行了缺席批判，说我的讲话是反党、反工人宣传队，要大家与我划清界限。一个党的积极分子，立刻成了反党分子。由于是缺席批判，并不给我申辩的机会。在以后的几天里，都没有让我参加所谓整顿的会议，任他们背对背的批判。在背靠背的情况下总有附和领导、说些不好听的。不过，他们从来没有正面与我谈，说我哪里有问题。只是矿文教组长找我谈了一次，问我对学校领导的意见。最后，他们到底也没有把我怎么样，我还是干我的活。我估计背后还是有人帮我说了话。

开春以后，批林批孔即评法批儒运动开始了。在全矿的批判大会上，学校领导即那位主任在发言中说：在我们学校，也有人“攻击法家人物曹操”，说要像华佗对待曹操那样，抡起大斧恶狠狠的砍向工人宣传队的脑袋云云。

我想调离那里，却没有学校当局认为合适的“理由”。我最不善外交，上面又没有“人”。我只能在那里，既要卖命的干活，又永远不可能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