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城往事（8）——说说学生的事情

我在抚顺教书，实际上真正的学生就是一个班，近六十个人。我们两个教师包这个班的全部课程，一直到他们高中毕业（那时候是九年的学制）。我有时候想，孔夫子弟子三千的说法大概是不可靠的。他老人家在各诸侯国之间来回奔波几十年，有多长时间能够教许多学生？像他那样成天跟学生呆在一起，一辈子有七十二个学生就不错了，剩下的恐怕是弟子的N次方了。——此题外之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事吧。

在1970年代前期，人的所谓阶级成分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抚顺这个地方，尤其如此。有些不错的学生，就是因为“出身不好”，或者家庭有点“问题”，备受歧视。例如，我教的那个班级，有一位学生刘jx，就是如此。刘jx头脑聪明，学习方法对头，虽然不算特别用功，但是成绩却不错，老师教的东西，大多能够领会。体育也很好，打篮球、乒乓球，在那个学校无疑是最好的了。最突出的是有一副好嗓子。但是，由于他家庭有点“问题”，他在学校就屡遭麻烦。比如，同学们一起打球，不小心打了学校的玻璃，被点名批评一定是他，批评时还往往带着家庭，说是根源云云。此时，我只好多做安抚工作，鼓励他上进。在学校文艺演出时，我自编一个独幕小话剧，批判“读书无用论”的，我让刘jx主演。我设计他上场时，手拍篮球，唱着京剧《海港》中韩小强的一句“海燕展翅要飞翔”。这一句音调很高，他唱得极漂亮。

当时学校的一些领导和教师，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老是在各方面打击这些所谓有家庭问题的学生的积极性。可能想以此表现出他们进步的阶级立场吧——其实这些人自己也大都并非出身于“三代贫下中农或矿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对这一类同学都做相对更多的工作，鼓励他们。在他们有好的表现的基础上，终于在毕业前让他们入了团。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想，在走上新的岗位时，一个团员，给人印象往往会略微好一点，他自己也会多一点上进心，不至于自暴自弃。事实证明了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推一推和拉一拉对于少年人的成长影响极大。少年时期弄的好，是一个正反馈，越来越好。弄得不好是一个负反馈，会越来越糟。虽然学生们毕业后都下乡了，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消极，不少人在农村入了党，以后有的上了大学，做了干部，绝大多数人的工作、生活还不错。

就拿上面说的刘jx来说。在学校入了团，毕业后，他在农村入了党。文化革命结束后，他去音乐学院进修学唱歌，唱美声，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届青年歌手大奖赛获业余组一等奖。后来调到煤矿文工团，又获第三届青歌赛专业组一等奖，以后一直是煤矿文工团的男高音歌手，也曾在央视春晚独唱“大黄河”。

这些学生毕业以后，我把他们送到了农村，他们几乎全部在一个公社插队。我根据他们的志愿、平日里的相互关系把他们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尽可能地把关系较好的分在一个青年点，避免出现生活上的矛盾。我的这些学生对我们两个教师也像家人一样。当然，他们如今也早已经退休，大多数都在为他们的孙一代服务。几十年来，一直有学生从东北来看我，近年也还偶有来访。

我在抚顺实际上就教过这一个班。当这个班的学生毕业之后，学校就让我做教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个学校工作的主要就是教导主任，他找了两个人在所谓教导处，一个人管教学，那就是我，另一个人管学生纪律和所谓思想工作。此外，学校还有一个人专管“保卫”。那年月，东北特别是抚顺的社会整个环境很乱，年轻人得不到安置，绝大多数都下乡，很多人回来在街面上闲逛，寻衅闹事，打架斗殴。经常有人到学校来找学生打架，学生中也有很多不安定分子。

有一天，我被突然告知，W同学被人用土枪打伤，十分危险，已经送到矿务局医院——抚顺最重要的医院去了。我就急忙赶往那里。

学校的周围都是小丘陵，山上都是树林或人民公社的土地，主要种植玉米、高粱等，也有小片地方是矿上工人业余“小开荒”种植的粮食。那天近午，W同学手持两穗高粱走在小路上，对面遇到了公社看青的农民。看青的认为W同学偷了公社的高粱，W同学说是自己家种的。看青的用土枪对着W同学，勒令放下高粱穗，W同学没有理睬他，继续前进，结果看青的在距离两三米的地方朝W同学的肚子上开枪——这只是为了两穗高粱。

当我到达矿务局医院的时候，W同学躺在医院的长椅上，腹部被无数铁砂打的跟蜂窝似的，血流不止。长椅底下的地上一大滩血，边缘已经开始凝固，而椅子缝里还在往下滴血。我找了医院方面，医院方面表示尽快手术，但需要等待。我只有在边上安慰W同学，陪着他坐着。等到下午四五点钟，医院才收治了W同学，给他做了手术。W同学很幸运，那些铁砂并没有打到他的要害脏器，医院只是切去了他的两米肠子。过了一些天，我又去看望了W同学。

我几乎没有给W同学上过课，最多在他刚入校时教过几天“Long live Chairman Mao”。可是，这位同学以后对我一直很好。在我后来与矿党委闹翻、就要下乡而很多教师都对我远而避之的情况下，他主动找我，帮我拉车去买来木材，给我钉了一只木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