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苏州景德路东首。这里所说的商店，应该是1955年左右，“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前的情况。那时候的老百姓生活贫困，为一日三餐而伤脑筋，但是那时的街面的景象倒还“多样化”一点，不像合作化以后那样单调。景德路东头察院场附近应该算是苏州的城市中心了，大多数门面都还开着店，基本上全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家的私营小商店或手工业者，大家都为了吃饭而苦苦支撑着。虽然那时候国家对苏州这种“旧社会的消费城市”没有什么投入，苏州很是萧条，但老百姓仍然要过日子，仍然要婚丧嫁娶、有苦有乐，我们小孩子仍然嘻嘻哈哈、无忧无虑。回想那个时候的周围人家，那些人、那些事，仍然很亲切。很遗憾，那时候很少有照片留下，自己绘画能力低下，不能画一幅“幼时乡邻图”，那就像记流水帐似的写一下老家附近的商店吧。

从哪里说起呢？小孩子最喜欢吃，就从“叶受和”说起吧。叶受和糖果店（1886年开设）的老店在观前街，这里是它的唯一的分店，坐北朝南，位于景德路58号。其样式、店面布置基本上是观前街老店的克隆。店面三等分，东西两面是柜台，中间店堂空出，是顾客停留之地；西面柜台经营糖果和青盐茶食，靠门口十多个玻璃扁方盒内主要陈列各种话梅、橄榄、粽子糖等物，与之成直角靠店堂的柜台架子上十几个方玻璃瓶内则是各色糖果；东面柜台主要经营饼干、糕点，它自制的特色产品麻酥糖、麻饼、云片糕、虾子酱油、虾子鲞鱼等也在东面。店堂中间有门，门后东北角有略高于地面的木台，木台上为账台。

帐房先生姓沈，宁波人，老板的同乡。她妹妹也在店里，我们称呼她“孃孃（niang阴平声，即北方话之姑姑）”。叶受和所租房子的主人姓李，李先生依靠房租为生，住在后面的房子里，有大小天井、大厅、楼上房间、厢房、灶披间等，除自家住两间外，也都已经出租，并与门面隔断，进出走位于杀猪弄的后门。叶受和的沈先生也在后面楼上租了一间房间，一家子都住在那里。他有一个女儿，与我小学同班，不过似乎比我大三岁，我是“小嘎嘣豆”，看她像大人了，我们很少说话。房东李先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比我略大，一个差不多大，有时在一起玩。

“叶受和”的东邻（56号）是一家“胡琴店”，店号“周万春”。我们称其胡琴店，其实并非只有胡琴，而是经营所有的民族乐器，特别是弦乐器，如三弦等。胡琴等乐器并非贩卖，而是老板周荣庭先生自己制作的。当有人购买乐器，试着演奏时，总有不少人围观，很热闹。周万春店面与叶受和一样，也是租的李先生的房子。他们家住在马路斜对面磨坊弄口西侧。1956年前后，搞“合作化”了，老板周先生进到“民族乐器厂”去了。据说周先生的孙子现在仍然经营着名号相同的胡琴店。

“周万春”的东邻是一位医生，“王景芳耳科”，是中医。门口画一只大耳朵。街上一般的商店总是大门打开，并有店堂，外人随便可进。大概因为她是医生，所以大门总是关着，而且并不透明，要推开才能够进去。我们小孩子一般都不去那里。

“王景芳耳科”的东邻是“陆五房”。解放前，这里出租结婚用品，婚纱、珠子首饰等，解放后，关掉了。陆先生靠一点房租生活，成天醉醺醺的。他的太太做一些零活，我小时候去那里玩，看见他们家人在穿珠子（所谓“宝素珠”，即人造珍珠，在玻璃外涂上一层专门的鱼鳞粉）。珠子大的大、小的小，有长的、有扁的，球形的、柱形的、薄片的，有的珠子很小，直径也就1mm吧。我有时也帮着他们穿一会儿。

“陆五房”把48号的店面出租出去，那时候开了一家“马可尼”，看名字就知道了，这是一家卖无线电的商店。

再东面的46号，是我曾经介绍过的苏州著名的举重运动员、健美运动的先驱者李钧祥先生的家。他的哥哥李钧瑞先生和他兄弟俩开了一家布店“瑞大祥”。以后，李钧祥先生又开了体育用品商店，这在苏州当时也是极少见到，可惜生意不是很好，在50年代萧条的苏州，那些拳击手套、棒球棒等等似乎过于超前了一点。46号里面还住着一家房客，女主人姓顾，是苏州市郊木渎镇上的一位世传中医眼科，所以46号门口有一块“顾家眼科”的招牌。经常有一些郊区的农民到这里来看眼疾。

44号在那时则是“程文祥湖笔庄”。程文祥先生是湖州人，他的一家在通和坊的家里做毛笔，在这里卖。合作化以后，他一家都进了苏州湖笔厂。他的长子程良先生去了北京，到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做舞美。他是一位优秀的画家，又精通做湖笔，在北京得到了王雪涛、启功等书画大家的指导，以画花鸟特别是画梅花著称于世。

再东邻就是“陈燮之玉器作”。陈燮之先生是中国最优秀的玉匠之一。“中华民国”的两枚国玺，“中华民国之玺”由陈燮之和他的父亲陈世科共同琢刻，“荣典之玺”由陈燮之琢刻。如今台湾领导人交接之时，这两枚玉玺的交接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仪式，它象征着权力的交接。合作化以后，陈燮之先生及其子陈祖瑜先生都加入了位于金门附近的合作社。

40号是清末苏州碑刻高手唐仁斋先生的住宅。唐仁斋先生是汉贞阁碑帖铺的主人。苏州城外寒山寺内清代学者俞樾所书的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诗碑和罗聘所画寒山拾得二高僧像碑，均为唐仁斋先生所镌刻。其长子唐伯谦、次子唐仲芳也均为碑刻高手，著名的南京中山陵一百多方石刻均为唐仲芳先生领衔镌刻。到了50年代初，唐伯谦先生之后人曾经在其家门口摆摊卖碑帖。

38号也是唐家的房子，当时出租给“雷声”。这是一家无线电电料店，印象中也修理收音机，店堂里似乎都是拆开来的收音机、扩音机之类的东西，主人姓江，住在班竹巷班竹里。他的三个子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班竹里还有两位朱姓姐弟也都是我的同学。1956年之后，“雷声”也不知合并到哪里去了。

再往东似乎就是“长兴馆”了。这是一家炒面店，说起炒面，容易引起北方人的误解，这不是北方人的把面粉炒了如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吃的东西，而是把煮熟的面条再放菜去炒。合作化以前，长兴馆只是一个单开间门面的炒面店，老板叫“阿记”，附近居民很少说长兴馆，而总是说“阿记笃”（阿记家的）或“炒面店”。过了吃饭时间家里来了客人，居民往往到“阿记笃”去叫炒面，一会儿阿记笃就会送来。合作化以后，长兴馆与许多小饭店合并，店名仍然称“长兴馆”，店面也一扩再扩，而且再也不卖炒面了，成了早晨卖阳春面和其他面条，中午和晚上卖米饭、炒菜的没有任何特点的大众饭店。由于长兴馆的不断扩张，周围几家的原样我竟淡忘了，只能依稀记得早期有一家姓周的卖百货的。另有一家在后期曾经是煤球店。

24号是华严寺，有两个僧人。22号是老虎灶，老虎灶照例没有招牌字号，不过，在他们出售的竹筹上会烫上他们的姓氏，这家烫上的是“李记”。

老虎灶往东，房子向街上凸出，人行道突然变窄，只有不到一米宽。这大概是30年代景德路放宽时没有拆掉的（用样的情况在雍熙寺弄往西，城隍庙两侧都是如此）。

靠着老虎灶的是一家“银匠店”，由于房子凸出，西面的墙上开了一个透光用的窗户，玻璃后可以看见一尊精美的弥勒菩萨。如果放到现在，夜里一定会被人打了玻璃拿走的。

从门牌号码看，往东还应当有九个门面，但是我只记得有一家茶叶店、一家“大饼店”（大饼即烧饼），一家糖果店。

苏州的大饼店都是一个样式，从顾客的角度看，左边是一只炉子，烤（苏州话称烘）大饼的。右边一只油锅，汆（tun，炸也）油条的。与老虎灶一样，许多大饼店也没有名号，但是，那是苏州城里旧时分布得最广、最均匀的两种店铺，而且这种分布是自然形成的。别的商店可以密集、竞争，如在糖果店“稻香春”边上开“叶受和”，却从来没有见过在老虎灶边上开老虎灶、大饼店边上开大饼店的。

那家糖果店是一家单开间门面的小店，主人姓王，人称王大块头，所以几乎没有人称呼他的店号，都称“王大块头笃”，或“王大块头店里”，店里还雇了一个伙计。虽然离开叶受和只有六十来米，却似乎并不受影响。王大块头卖的许多东西是叶受和没有的，或者我们一般不到叶受和去买的。例如，两三分钱就能够买到的“老爷饼”、油汆黄豆、炒长生果（带壳的花生）甚至一分钱也卖的支萝卜干、陈皮、梅饼、糖山楂、支酸（梅）、盐金枣等等，尤受小孩子欢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