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一词四处可见，“活着，就是修行”、“身为女人，就是一场修行”、“读书，亦是修行”……一个词若出现得太多，我有时候便会忘了它的本意，甚至会因为它的“廉价”而刻意回避它。但是有些事情，是回避不了的：比如对生之意义的追问。

 

这个问题并没有长久地折磨过我，过去30年中，仅有两次浮现心中，并且我很快就给了自己答案。第一次是上小学时，五年级或者六年级吧，我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忽然想到，如果每个人都能按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发展自己各方面的潜能，那该多好。第二次是在大学时，我觉得最好的事情是“让自己快乐，让自己周围的人也快乐”。现在回头来看，这两个发愿本身都还行，然而令人愧疚的是，我几乎从未想过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实现。所以，年岁痴长，自己的言行举止却毫无进益，仅仅只是不断地被大环境所左右，而自身的命运也只是凭借业力流转而起伏。

 

而这一次，问题尚未出现时，答案它自己已经显露：修自己的心。

 

从哪里说起呢？先说此次回家过年的心境吧。其实，每次回家，内心都要经历一番挣扎——“回，还是不回？”即便最终决定回去，也想方设法地压缩行程。倒不是为了节约时间，而是觉得“人言可畏”。亲戚们的台词，我几乎可以倒背如流：“别读这么高的书了！读书终究还是为了不读。”“将来打算干什么？读书有什么前途？你怎么不喜欢往仕途发展？”“你要是大学一毕业就去上班该有多好，现在已经赚了好几年的钱了。”“你已经多大了？该干的事情一件都没干！”……是啊，衣锦才能还乡，“女版孔已己”还是免了吧。今年拜年时，我照例又被这样教训了一番。但是那天，我的心态变了：对他们并无怨言，反而对自己产生反思。其一，我资质驽钝，业深福浅，且这些年努力不够，所以没有很出色的表现。其二，我对亲戚们的关心不够。我觉得，读书的晚辈应该比忙于工作的晚辈更关心父母、亲戚的精神生活，可是这一点我很欠缺。我何时为他们介绍过一些我认为不错的养生书籍？现在网购这么方便，异地购票仅仅只是动动鼠标的事情，可是我何时请他们看过一场他们可能会喜欢的表演？我何时尝试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为他们讲述一些有趣的人文社科知识？我既没有做到这些，又没有像那些收入不错的晚辈们为他们送去各种实实在在的礼物，那么我怎能抱怨他们对于“大龄读书人”怀有成见呢？（事实上，很多中老年人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冥顽不灵”，这次回去试着介绍一些素食与养生的知识，有不少亲戚都可以接受；带着父母和小姨去看杨丽萍的《孔雀》，他们也都很喜欢……可见我从前错过了多少行孝的机会！）其三，我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太少太少，每一次离家，哪怕没有什么言语，我都能感觉到他们强烈的不舍。既然如此，我怎么能因为顾忌亲戚们的几句无心之语而放弃与父母见面的难得机会？我的内心中，是不是对父母的爱还敌不过自己的面子？这样想来，从前心怀不满的桩桩件件事，竟都是自己的不是了。

 

还有争论。2012年，我写博甚多，甚至对一些热门话题也常去凑热闹。一时嗔心大炽，卷入口水纷争。我有隐隐的不安，后来有一阵决定不写这类文章了，主要是想省点力气，但是内心中并不觉得“针砭时弊”有什么错误。最终让我对争论不再感兴趣，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有一天，qq上一位久未联系的前同事B跟我发来一个txt文件，那是他与另一位前同事Z关于我一篇博文的讨论（《太爱惜羽毛的人，没法推动社会进步》）B赞成那家杂志社的做法，而Z和我一样，反对那家杂志社的做法。看他们的聊天记录，居然为此争了半个小时。比如，B说“但我知道，如果真的执行社保的规定，中国会死掉一大批小企业”；“一个国家首先要让企业活下去，才谈得上财富增长”；“有本事自己挣蛋糕。和政府一起打劫企业，是违背社会财富创造规律的 ”……他主要是站在“资方”的角度，认为社保的存在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而Z则认为“不死不活地靠压低员工福利生存的企业不要也罢”；“那几年我根本不敢上医院”；“不是所有事情都应该靠经济原则指导”……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我觉得都有道理。其实我那篇博文，并不是针对那家杂志社（虽然那几年我们过得辛苦，但是回报也颇丰厚，比如同事Z现在在高校教书，他把那几年写的文章结集出版，反响还不错，同时还以那些文章为材料开了一门课，颇受学生欢迎），我主要是针对“维权”这件事情。可是我的论述中，却“误伤”了那家杂志社，并且引起前同事的纷争。

 

更令人感触的是，我发现自己在争论时很难保持绝对的客观公正。看他二人对社保的评论，似乎都有道理，尤其是B，但我还是更认同Z一些，为什么？因为是他先发现我的博文，告诉了B，然后与之展开争论的。想到好几年没有联系的老同事，居然还在看我的日志，我心中有一丝暖意，所以我更愿意认同他的观点……自身的这种主观态度，让我意识到，大部分争论之所以持续不停，主要是因为双方并不愿意从情感上认可对方。维舟在《人人都是原教旨主义者》里，对这个问题说得很透彻：“所有理论都倾向于造成一种自我完善的体系，可以运用它来解释和把握整个世界，最终它成为一个人看待和衡量世界的眼镜和尺子。在辩论中最容易看出这一点：大部分人参与对话、辩论之后的收获只是进一步证实和强化自己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他们一无所获，因为他们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激烈辩驳只是得知了一个他早已确认的信息：我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观点和话语的巴别塔——虽然名义上我们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言，但却彼此听不见、听不懂。……‘说服’必然有赖于被说服者自己主动的认同。人类实在是一种极为顽强和保守的动物。在所有交流（这是对“对抗”的委婉说法）中自我中心主义仍是隐约可见的，因为那才是我们的本能。毕竟，要将自己的思想当作一个客体来对待和思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甚至是一件令人发疯的事。”所以我想，我以后还是尽量当事实的陈述者、史料的提供者，至于发表议论，还是少一点吧。据说杨绛曾经回复一位读者说“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实为棒喝之语。

 

最后说施舍之心吧。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施舍的义务，因为我总是以弱者自居。春节回家，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女孩的报道，令我汗颜。她叫向学敏，为了捐赠骨髓，她推迟了自己的婚礼。本来对于这类新闻我是不感兴趣的，但由于我与她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所以多看了几眼。她在捐赠骨髓之后，当地政府奖励了她1万元钱。她本来想用这笔钱来还大学期间欠下的助学贷款，可是考虑到白血病儿童的痛苦，她居然把这些钱都用来买书，捐赠给医院的白血病儿童，而自己欠的贷款打算以后用自己的工资慢慢还。对比起来，真是惭愧。我曾经参加过武汉某报社举办的捐赠图书活动，我捐了几本自己不想要的旧书，没想到活动主办方的回馈非常丰厚，送了我购书卷，还送了几本不错的儿童书籍。那些书我并不感兴趣，可是我也没想过把它们送到需要的人手里，而是想着“留在家里，以后总会有人用得着吧”，于是，那些书就白白地沉睡了这么多年。现在想来，真是可惜。我时常不满一些人占据着过多资源而不把它们捐赠给社会，促进各阶层的合理流动，可是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哪怕是自己相当长一段时间都用不上的东西都舍不得送人，我又有什么理由去谴责他人？上学期支教没有继续，我归因于时间紧迫（其实扪心自问，难道一周连两小时的时候都抽不出来？平均算起来，每周花在浏览无聊网页上的时间肯定超过两小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大概是内心中，对于施舍的意义还是有些迟疑吧？觉得弱势人群的教育应该是政府的事情、应该是那些空闲时间很多的大学生的事情……现在我想通了：虽然很多事情，我做与不做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分别（比如上一堂支教课，并不会提升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素质），但是一念之差，对于我的内心而言，会有很大区别。因为施舍与行善，最大的益处是：能够扩增自己内心的容量与厚度。

 

叶嘉莹在赏析陶渊明的“饮酒诗”之《积善云有报》时，追问了他的追问，坚持了他的坚持：如果善恶的回报不是那么分明，你还愿意行善吗？我愿意。“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诗中提出两个反例，说明有时候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善恶不报，那么古人为何还要立言，勉励后人多多行善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至于我，我是愿意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修心的动力——因为功利的思想，到底还是会影响心之安宁。修心，对于我而言，它本身就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