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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爱惜羽毛的人，没法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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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一位老同学的空间里，看到这样的记录——
“公司上月因工作能力等原因辞退一员工，结果被这员工告到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公司赔偿了36000。最后以他胜诉告终。想想公司因此造成一大笔损失，真是太冤了。最近就赶紧让没签合同的员工们全都补签了合同。这年头哪个企业敢跟劳动法过不去，就死定了。
想想我在武汉工作时也去劳动局光顾过，不过最后还是因为仁慈，综合考虑各种原因没能坚持跟企业斗到底，只为自己争取到两个月的社保就离职了（实际工作了快一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的维权为公司另外两名我不太喜欢的主管谋得了持续的社保，现在想想也够冤的。
中国的法律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些敢于维权的人在用，才得以慢慢完善。”
看了她的日志，我很惭愧，我就是一个不敢于维权的人。硕士毕业后进了一家杂志社，虽说签了合同，但是没有医保社保之类。当时那位主编应该算是一位“愤中”吧，总是跟我们讨论民主呀法制呀自由呀，并且说我国保险制度如何不完善、现在即便每个月交了保险，以后我们老了肯定也领不到之类的。几位编辑同事都是面皮薄心肠软的人，想到杂志销路平平，收入不多，大家也从无怨言。偶尔主编不在时，负责发行的同事与我们抱怨他的吝啬，我们也都沉默，没有人随声附和。毕竟，我们这些年轻编辑看待他，是亦师亦友的。
干了三年，辞职去另一家单位。由于几年都没有交医保社保，所以那家单位不能给我算工龄，算工资时只能把我当作应届毕业生。人事处的老师劝我找以前那家杂志社维权，我想想，还是算了，不想破坏这几年的同事之情——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不想破坏自己在以前同事心目中的形象吧。后来，我听海南那边的同事说（那家杂志社总部在海南，北京是分部），他们之前也没有医保社保，但是后来一位负责广告发行的同事告到劳动局了，所以社长就不得不给所有员工们（编辑部、发行部）办了保险，但是要他们不要告诉北京这边的同事。
很多时候，太爱惜羽毛人，真的难以推动社会进步。“我这样会不会给别人留下太强势、太挑衅的印象？”“我这样是不是显得太俗不可耐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儒雅不够淑女不够大度？”……这些问题一问，就完了。你就自甘堕落地继续当弱势群体吧。《中国好人》里有一句，“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说得狠了点，但是够准。
法律条文经过重重艰难险阻颁布之后，并不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了。毕竟，执法成本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能等着别人来给你维权——谁的利益受到侵犯，谁就主动去维权。在这个问题上，我真应该跟我老妈学习。有一次她与老爸从武汉前往昆明，航班晚点。她对于赔偿什么的毫无概念，但是她很快跟同行的一群旅行团的人混到一起了，旅行团的人对于晚点之类的事情颇有经验，很快争取到住宿、餐饮以及现金的赔偿，我妈也跟着受益——如果换作是我，肯定和那个航班的其他散客一样，没有获得现金赔偿、也无力与航空公司周旋。
难怪妈妈总是用既满意、又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我现在才略微懂得那目光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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