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对《论持久战》研究集中于歌颂，缺乏对其具体内容的深入分析。本文试就该文对抗战早期军事进程的评价，探讨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的特点及其局限。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毛泽东选集》，1966年据1952年8月北京第一版重印，第二卷453页）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早期阶段国军所采取的战争形式的批评基于什么军事思想背景呢？这一批评是否合乎战争的规律及我国军事当局（毛泽东称其为“国民党军事当局”）“持久战”的总体战略构想呢？这一切，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早期阶段我国军队所采取的战争形式的批评，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毛泽东本人的军事经历——内战中，曾在中国局部地区以较弱军事力量对抗较强军事力量的战争经验。在这一经验中，运动战及游击占有主要的地位。其二，毛泽东本人及当时的中共领导集团，不了解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全国抗日战争领导者的战略构想，而这一战略构想被抗日战争史证明是正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到毛泽东作《论持久战》讲演之前近一年的时间里，国军进行了五次重要会战。皆主要为阵地战，其中，淞沪会战可为代表。此战中国军队的牺牲最大，以日军的胜利而结束战斗。那么，能否以此证明国军进行此次会战的战略思想是错误的呢？答案是否定的。

      从战役结果来看，淞沪会战以日军的胜利而结束。在这一战役中，国军阵亡达27万人，日军被击毙4万人。日军乘胜进攻并占领南京，且为攻占武汉作好了准备。但在战略上，从而在实质上，国军将对日作战进程纳入了我国的战略构想之内。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对此期战争进程的总结中说：“当时最不希望的向上海方面的出兵也不得已出兵了，在这方面也没没有能给敌以重大的打击；而且兵力逐渐被吸引住，战力被消耗，走上了战区扩大，投入兵力增加的艰难的路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165页）。

      由于中国军队在上海、南京等地进行的阵地战，使战争纳入中国军事当局的战略构想之中。日本的对华战略也被迫由速决战改为持久战争，从而决定了战争的走向。且不说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向世界所宣示的中国抗战的决心与能力（从而为盟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及战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总之，《论持久战》对抗战早期中国军队所采取的战争方式的批评，及这一批评体现的军事思想，表明作者不了解中国国家领导人所拟定与采取的战略方针，总体上难以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