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校对本人即将出版的一部《诗经》论文集书稿，看到一篇文章中引用有荀子《成相篇》第四章中的一段话，涉及古代的政治伦理，其内容如下：

    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杨倞注：进人退人，皆以法律，贵贱各以其才，孰有私佞于王乎？】

    大意是说：国家应法制清明，朝议端正。为上者树立楷模，使人民行有依据。擢拔或黜退官员，要有规矩。臣下的地位高低，由其才能和贡献来决定，哪有谄媚君主得位的道理呢 ？

    毛泽东主席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作为战国晚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和法家的祖师，荀子其人其书，就是毛主席所说“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即使毛主席这样的英明领袖，在革命实践中也会有与理论脱节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流行全国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就反映了这一点。毛主席本人对此有所反思。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谈话的时候，面对广场上欢庆跳跃、高呼万岁的人群，对斯诺说：“这不是很讨嫌吗？”当时，听到文件传达，我很愕然。读了历史书，才知道，再英明的君主，也会有“治命”与“乱命”之别。这就是《成相篇》强调制度重要性的缘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