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定《张松如（公木）教授生平》

公木先生赠姚小鸥诗歌自选集《我爱》扉页题词

【修订本按】《公木先生与东方红》这篇文章是6年多前发表的。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关系，近来各媒体纷纷发表有关公木先生的文章。我也想写一篇文章纪念。重读先生赠我的诗歌自选集《我爱》，发现在这本书的《后记》以及书后所附《自传》中有不少我未曾留心的资料。比如，有关《东方红》这首著名歌曲的创作过程和先生对它的某些看法。都弥足珍贵。

在《自传》中，先生说：“整风（本文按：即著名的“延安整风”）过后，于1944年秋与天蓝同志同赴南泥湾访问，是年科与鲁艺戏音系孟波、刘炽、于兰、唐荣枚四同志一道赴绥德地区，下乡闹秧歌并采录民歌。这期间写的唱词，后来编印为一本诗集《十里盐湾》；采录的民歌与何其芳诸同志一同加以整理，编成了一本《陕北民歌选》。又集录并补编‘信天游’写成了一首长诗《共产党引我上青天》；就《移民歌》首段改编并填词写成《东方红》歌曲，这是抗战胜利到达东北时才由东北文艺工作团集体完成的，不曾采用，‘领导人民闹斗争’的词句，保留了‘大救星’的字眼，事后想来，是接受农民意识的反映。”

先生的这段话，当时竟不曾留意，故未就“移民歌”原词等问题加以询问。不过，从今天的思想出发，我觉得先生对“大救星”的农民意识的回忆，的确反映了先生对历史的深刻反思。相比而言，前面的问题都属于细枝末节了。先生的《自传》说：乳名顺通，学名张永年、崧甫，现名张松如笔名公木。先生还有其他一些笔名，有些值得讨论。这里就从简了。

公木先生与《东方红》

公木先生本名张松如，公木是笔名。公木先生是我博士生时期的导师杨公骥先生的终生挚友。他们是河北同乡，抗战期间又一起在延安呆了八年。抗战胜利后，两人和十万共产党的军队干部一起，在苏军的支持下进入东北，参与了抢占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据先生去世时我收到的《张松如（公木）教授生平》说，公木先生1945年参加东北文艺工作团进入东北。杨先生的《自传》说他本人是1945年先到张家口，1946年才又到东北）。公木先生一生做过许多重要的事情。《生平》说他进入东北后“最初任本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参与筹建了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并主持工作，先后担任东北大学教育长、教育学院院长、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杨先生则先后担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

    杨公骥先生的学生都和公木先生特别亲近，公木先生善待我们，也和他的学生没有区别。我们当面都叫他张老师，我在背后称他“公木先生”，是出于内心对他的特别敬重。公木先生在己巳年后我最困难的时期给过我极大的帮助。后来，他还担任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1994年，公木先生因事到京，打电话约我到京西寓所面谈，当时没有手机，电话是请我们语文部的吴军教授代转的。吴老师教现代文学，熟知公木先生的大名。他不知道我们的渊源，对于公木先生找我，很觉奇怪。

   公木先生不但是一位战士、一位学者，还是一位诗人。《张松如（公木）教授生平》说，《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都是他的创作，后者在1988年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公木一生写了许多诗歌。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英雄赞歌》（风烟滚滚唱英雄），我们年青时常唱在口边，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他写的。先生去世后，有人要抢夺这首歌的署名权，他的夫人吴翔老师不得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以正视听。

   公木先生是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成就，包括学术方面和创作方面，大多有定论。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张松如（公木）教授生平》说，公木“1944年秋冬时节下乡采风并进行秧歌创作，采录的民歌与何其芳等人一起加以整理，编成《陕北民歌选》；创作的秧歌唱词印成诗集《十里盐湾》，直到80年代，当地盐工的后代们还能演唱这些‘歌诗’。除此以外，还将《移民歌》的首段加以改编填词，写成歌曲《东方红》。”公木先生1958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长期以来没有人敢将《东方红》和他联系在一起。

   我年青时听说，《东方红》是一首陕北民歌，词作者是李有源。不久前，洛地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大著《词体构成》，洛先生将该书寄赠给我，引起我重新思考这件事。

   《词体构成》最后一篇是《律词之唱，“歌永言”的演化》，这篇文章在刊物发表时，洛先生就寄我读过。在这篇文章中，洛地先生曾举《东方红》等歌曲为例，说明律词创作的某些规律。据洛地先生在文章中说，“早先陕北有一支‘民歌’，其唱辞为：‘妹妹的脚小又小，上面停着一只金丝鸟。……’姑且称它为《金丝鸟》吧”（下面所引曲调为公众所熟知，且录入不便，从略）。“20世纪40年代，陕北当地曾‘配合其音乐曲调而创作了歌词’：‘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不久，又有‘配合其音乐曲调而创作了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词体构成》279页，中华书局2009年10月出版）

   需要说明的是，洛地先生不赞成律词创作系由“配合其音乐曲调而创作了歌词”这种说法。关于这一点，这里不能详论。我有兴趣的是，在“妹妹的脚小又小，上面停着一只金丝鸟”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之间的中间环节。即在《金丝鸟》——《骑白马》——《东方红》之间是否还有一首《移民歌》，如果有的话，这首歌与《东方红》是什么关系？前引公木先生《生平》的最后一句话无主语，也没有时间副词，让人搞不懂：是说公木先生一人“将《移民歌》的首段加以改编填词”为《东方红》呢，还是与何其芳等人一起做的这事？这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

   《东方红》是一首影响巨大的歌曲，1969年，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播放的就是它的旋律，那一年，我正在郑州国棉六厂细纱车间当工人。（著名戏剧史专家，中山大学康保成教授当时和我在一个厂当工人，他在布机车间）当时，我身体不太好，厂里要抽调一个人当厂内的“工宣队”，到食堂等后勤部门“帮助工作”，车间里怕浪费壮劳力，就让我充数。一天，上级布置要我组织收听有关卫星的广播，听完卫星电波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后，我无师自通地带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位从军队转业的老同志，姓赵（他的女儿赵静后来成了著名的电影演员），文革前任我们厂的副厂长（或者政治部主任），这时也在工宣队工作。他是个老实人，看到我带头高呼口号，楞了一下，也赶快举臂高呼。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命于组织所担任的领导工作，就这样有了一个漂亮的结尾。